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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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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对张荫麟生平和学术贡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资料详实，是研究张荫麟生平和学术思想，乃至近代史学史、学术史发展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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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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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学记”系列之一，是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的生平传文、学术评价等文章汇编。张荫麟（1905—1942），笔名素痴、燕雏，广东东莞人，青年时期就读于清华大学，学生时代即在《学衡》《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大公报?文学副刊》等刊物上发表论著40多篇，深得史学大家梁启超赏识，与钱锺书、吴晗、夏鼐并称为“清华四才子”。陈寅恪先生曾评价张荫麟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辗转南下，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大、遵义浙江大学任教。因罹患肾炎，不幸离世，年仅37岁。张荫麟对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展贡献巨大，被誉为“二十世纪天才史学家”。本书分为时人纪念、弟子怀师、史迹留存、学术评议四个部分，汇集了张荫麟生前好友、学生的悼念回忆文章，对张荫麟学术评论文字，以及个人相关史料等。书后还附有张荫麟生平史事编年和著译作系年资料。本书资料详实，是研究张荫麟生平和学术思想，乃至近代史学史、学术史发展的参考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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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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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欣荣，1979年生，广东清远人。 200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制度史与法律史、史学史等。代表著作有《自创良法：清季新刑律的编修与纷争》《孙中山史事编年》《容肇祖评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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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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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时人纪念
我所认识的荫麟 贺 麟
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 钱 穆
张荫麟先生之哲学 谢幼伟
哲学与史学 熊十力
张君荫麟传 王焕镳
敬悼张荫麟先生 张其昀
张荫麟先生言行录 谢幼伟
记张荫麟（一九○五—一九四二） 吴 晗
记本社社友张荫麟先生（一九○五—一九四二） 吴 晗
悼张荫麟先生 王芸生
悼张荫麟君 萧一山
哀张荫麟先生 贺昌群
关于张荫麟《中国史纲》编著经过及其他 张仲锐
略论张荫麟先生在史学上之成就 方 豪
张荫麟君事略 《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编辑部
张荫麟先生逝世 王锺翰
敬悼张素痴先生 孙次舟
悼念张荫麟先生 张卓华
记历史学家张荫麟 谢文通口述 李抱荣整理
挽张荫麟二首 陈寅恪
伤张荫麟 钱锺书
哭张公荫麟 梁方仲
挽张素痴 朱自清
弟子怀师
张荫麟先生传略 李 埏
张荫麟先生的科技史著作述略 徐 规 王锦光
张荫麟先生生平及其对史学的贡献 徐 规
张荫麟培养学生情况述略 徐 规
张荫麟教授的历史教学 管佩韦
张荫麟教授的最后岁月（1940—1942年） 管佩韦
忆张荫麟师 王省吾
怀念张荫麟先生 张效乾
史迹留存
陈寅恪致傅斯年 陈寅恪
陈寅恪致容庚 陈寅恪
叶崇智致容庚 叶崇智
贺麟致容庚 贺 麟
顾颉刚日记中的张荫麟 顾颉刚
记张荫麟 金毓黻
我与荫麟 张岱年
竺可桢日记中的张荫麟 竺可桢
记张荫麟 胡 适 胡颂平
杂忆张荫麟 钱 穆
记张荫麟 浦江清
记张荫麟 朱自清
张荫麟的追悼会 梅贻琦
学术评议
读《春秋时代的争霸史》 刘玉衡
张荫麟：《中国史纲》 汤朝华
《中国史纲》（上古篇）读后感 巨 耒
评张荫麟先生新著《中国史纲》 翟宗沛
评张荫麟先生《中国史纲》（第一册） 陈梦家
评张荫麟《中国史纲》（第一册） 童书业
评《中国史纲》（上册） 苏诚鉴
答苏诚鉴先生评张著《中国史纲》（上册） 仲矩（徐规）
评张荫麟著《中国史纲》 ［苏］B.鲁宾撰
评介《中国上古史纲》 宋 晞
记所见二十五年来之通史 牟润孙
附录一 张荫麟史事编年 李欣荣
附录二 张荫麟著译作系年 李欣荣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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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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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梁启超在 1902 年提倡有别于帝王家谱，而以进化论为主线的 “新史学”，有意于“史学革命”。惟其说长期处于宣言阶段，破坏的意味重于建设，不仅自己少有实践，而且亦缺乏有力的追随者，实际影响未必如今日所见之大。 直到二十年代初，梁氏看到在政坛已无可为，才转而在清华作育英才。以往研究多看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有明显师承梁氏者，如吴其昌、姚名达等。 其实在同校的旧制生（公费留美预备班）当中，还有一位名曰张荫麟的私淑弟子，也许更能承继梁氏之“新史学”，并发扬光大。以至当时任教清华的萧一山有言：“任公先生的薪传，荫麟兄实为接承之第一人。”
张荫麟（1905—1942），广东东莞人，与梁氏同隶粤籍。他曾自道任公的著作令其“童年心醉” 。据张氏弟子李埏说：“新思潮的洗礼使他很早就能出入旧学，不受传统局限。他特别喜好那‘笔锋常带情感’的辟蹊径开风气的饮冰室主人的学术著作，每得一篇，都视作‘馈贫之粮’，细加玩索，可以说，早在清华亲炙之前很久，他已经私淑任公先生了。” 不过，其对任公学说的态度，并非盲从，而是以补充和商榷的方式以广其说。张氏的第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便是与梁氏商榷老、孔的先后问题，此后的《明清之际耶稣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亦是为梁氏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作校补。梁启超在校讲演“读书示例”，张认为“于《解蔽》《正名》两篇，颇多新诂”，然“尚多未尽之处”，故有《〈荀子?解蔽篇〉补释》之作。 梁氏对此不仅不以为忤，反而大加赞赏： “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瑰宝。” 并当面称赞他“有作学者的资格” 。
梁氏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后者内容便是在清华讲授），引起了张荫麟对于史学方法论的重视。张氏评论说： “（该书）虽未达西洋史学方法，然实为中国此学之奠基石。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 并在乃师研习中国史法的基础上，继续探索西方的史学理论。也正因为此，张氏的学术眼光能够与众不同，特别表现在书评上的见识非凡。最著名一例，其引用法国史家瑟诺博司（Ch. Seignobos）和朗格诺瓦（C.V.Langlois）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 中的“默证” （Argument from Silence）之说 ，来批评顾颉刚的“层累古史观”，指出顾氏以“不知为无有” ，当时赞同或响应者甚多，如徐旭生、陈寅恪、陈垣、张岱年等均认为“疑古”论的要害在此。 不过，张氏毕竟年轻，亦留下了一些可供辩论的空间。岑仲勉初时也有类于张氏之见，但细考之后又有存疑：何以现存之史料为何偏偏没有 “夏禹”连读之记载，“以统计学决疑律（probability）衡之，岂其称者均在遗佚之中，不称者皆幸而传于今世耶？”因此觉得张氏“为德〔法〕儒似是而非之‘科学方法’所误矣” 。
关于以“默证”批评疑古的是非，近年仍在争辩。例如彭国良著文认为，张荫麟的“默证适用之限度”属于伪命题，顾颉刚对默证的应用，不过是“文献无征”情况下的无奈选择，但也因此开辟史学的新视野。 宁镇疆则撰文反驳，彭文“无非是借助于现代哲学的玄思”，“根本无力证伪张说” 。乔治忠后又著文指出，张荫麟论“默证”的“论据、论点有根本方法的错误”，“晚期已经暗地改正了自己的观点” 。是非且不论，但已可概见张荫麟早年治史之勇于趋新，留心西方的史学方法，颇有益于学界对上古史的研讨。
1929 年张荫麟到美国留学，在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直到 1933 年底回国。他在清华读书时期便已确立了研究国史之志，却为何有这般选择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 这与傅斯年当年留学欧洲，“打算从生理学以通心理学而进于哲学” ，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不满国内甚至海外史学的学术理路，而要去国外借鉴最“科学”的理论，以锻造属于自己的“新史学”。
在张荫麟的日后作品中，显著可见这四年寝馈于西学所留下的印记。例如以康德的美学理论建立中国的书法批评学，赞赏郭沫若以人类学的方法解读中国上古史，以统计学的方法证明北宋的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甚关系。 对于当时新兴的唯物史观，虽然认为“大抵议论多而实证少”，但对其学说应用于历史研究，还是抱持乐观其成的态度。在评论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时，张氏认为：“此等著作自有其时代之需要，而非桎梏于资产阶级意识之井底蛙所得妄诽。” 有时他也会从唯物史观中衍生出治史的问题。对于北宋初王小波、李顺起义，其认为“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惜“当世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乃撰有《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对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
张荫麟写过很多精彩的考据作品，如《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均为名文。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张氏进入史语所和北大，也是以《燕京学报》上的考证论文为据。 然而张荫麟最想要完成的，却是中国通史的大业。他在 1929 年写信给好友容庚：“近读英国大史家吉朋自传，其有名之《罗马衰亡史》属始于三十岁，成于五十一岁。弟回国时犹未三十，始天假以吉朋之年，未必不容抱吉朋之愿也。” 其中应有继承梁启超晚年志愿（写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 ）的考虑，亦符合其治学追求博通的内在要求。而在回国之后，由于得到傅斯年的推荐，张荫麟从国民政府获得了编撰高小、初中和高中三套中国通史教本的机会，得以一展抱负。
以往修撰通史，主要依凭史家个人之力，发愤著述，可成一家之言。然而近代学术分工趋于细密，独力完成通史的难度已超乎想像。张荫麟决定自创方法：以他和吴晗为核心，并采用向国内专家征稿的方式来完成通史，同时请有意者自动投稿。具体分工是：汉以前由张执笔，唐以后归吴负责。其他专题分别邀请专家撰述，例如千家驹写鸦片战争后的社会变化，王芸生先生写中日战争，贺昌群写隋唐史，均为一时之选。但无论约稿还是投稿，“所征求的稿是作参考的长编用的，而不是供定稿直接采用的”。此后总纂（张氏）“仍须尽其力之所能，作些第一手的研究”，最后形成定稿。 可惜最后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和时局动荡等关系，各人均未完成任务。这个庞大修史计划的最大成果只是张荫麟亲撰的《中国史纲》和改定的《儿童中国史》。《中国史纲》作为高中教本，在抗战前已完成上古至西汉初年的部分，在抗战间完成到东汉初年的内容，东汉、三国、两宋等部分均撰有未完之稿。
张氏直接负责中国上古史的修撰，说明其意识到数十年来国史研究之重点与突破口之所在。该书明显可见傅斯年和史语所“史学革命”的最新成果。《中国史纲》的第一章《中国史前黎明期的大势》宣称“本书即以商朝为出发点，然后回顾其前有传说可稽的四五百年，即以所知商朝的实况为鉴别这些传说的标准”2；而张氏对商代的叙述，以“商代文化”为题，基本以殷墟发掘所得为据。此外，张荫麟对于傅斯年的周史研究成果颇有吸收，如引其《所谓五等爵》说明侯、伯、子等称谓的意义，以《周颂说》证“大武”，以《周东封与殷遗民》解释亳社与周社。
对比同时期的通史著述，更能凸显张荫麟靠近史语所一脉的上古史观。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秦之统一为始，因为在其看来， “若论远古，则杨朱所谓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明若暗。……求证于金石甲骨，所得既渺，毋宁付之阙如” 。钱穆的《国史大纲》认为“比较可靠的古史，姑从虞、夏起”。他甚至在课堂上公开说“龟甲文外尚有上古史可讲” ，颇有与傅氏“史学革命” 立异的意味。而缪凤林的《本国史》《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要略》把“唐虞以前”称作“传疑时代”，“唐虞夏商西周”则曰“封建时代”，所用史料基本以旧史为据。 这就正如陈寅恪在1935 年的观察：“今日出版的许多课本，多不能利用新材料，有的用了也往往用错。”
有鉴于此，1929 年便由“疑古”转向“信古”的胡适对张氏通史颇为赞叹：“张荫麟从商朝写起，他的史学眼光是不错的。…… 他写上古史的时候，殷墟文物已经出土了，应该从商朝写起；所以他写商朝文化之后，再写夏朝以前的文化。夏朝以前的文化，不能不提一提。” 傅斯年在《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一文中也对之评价极高，认为“非常之好的，可为大学之用”，而据傅的观念“大学（课本）则是领导入研究的读物” 。胡、傅的好评实已证实张氏通史与史语所一脉有着密切的学术思想的联系。
张荫麟另有《儿童中国史》之作，本为高小历史教科书初稿，刊于《大公报?史地周刊》。可惜因为抗战全面爆发，只发表至杜甫为止。此书初稿由郑侃嬨、袁振之（吴晗夫人）和杨联陞三人提供，然后张氏进行润色删节。书中采用以人物贯通历史的“钻观” 之法：“以若干重要人物为隙牖，以窥探其时代及其时代之前后；以其所行所言所感所愿，以贯串其并世之大事；从其事业之所承所启，以觇世变之潮流。” 这充分体现了乃师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主张：分门别类地选择历史上的一百个人物做传记，便可包括中国全部文化的历史。
比较诸家通史的实践与理想，张氏通史的最大特色便是有哲学上的方法论的支援。严耕望在《治史三书》中强调“研究历史不要从哲学入手”，因为哲学讲抽象，“总不免有浮而不实”的习惯。 这于张氏身上并不适用。他在哲学门类方面，比较欣赏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而对于直指内心的心灵哲学不大感兴趣，也就避免了严耕望的担心。反映在通史的方法论上，他重在解决通史材料的选择标准问题。前人如韩愈，固已指出“记事者必提其要”；不过张荫麟并不满足于“重要”这一类似是而非的形容词，而是从逻辑分析的角度去考察何为“重要”。要用理智上之澄明，分析种种概念，不接受模棱两可的传统思维方式。
他在《中国史纲?自序》基础上撰成《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一文（另有《通史原理》之编撰）， 指出判断史实重要程度有六个标准：即“新异性的标准”、“决定性的标准”、“实效的标准”、
“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和“现状渊源的标准”。张氏以哲学的思辨性论述了这些标准。例如“新异性的标准”是指史事的新异程度，强调时空位置和内容的特殊性。就其看来，新异程度也不是一目了然、确定不变的。既要注意同一类史事的首例和后例的新异程度不同，也要认识到新异程度的高下和新异范围的大小都必须加以顾及，而且对于新异程度的认识也每每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而有不同。
张荫麟认为，除了《资治通鉴》式的“训诲功用的标准”外，其他五种标准，都是“今后作选择的历史叙述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系统地采用的”。但是要熟练运用于通史写作并非易事，因为这五种标准“都不是有明显的分寸，可以机械的辨别的”，并要熟悉整个通史的范围，才能做到权衡至当。
选择出“重要”的历史片断之后，如何将之贯穿成有“秩序” 的通史作品，是张荫麟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他比较推崇时间的“秩序”，即编年的体裁，虽然“最原始”“最粗浅”，但却是“最客观”“最少问题的”，也可打下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然而时间“秩序” 并不能弄清史实间的一切关系，在时间“秩序”的基础上，还需要去认识因果、循环、演化（发生变化而大体不变）、矛盾发展（新旧组织体发生蜕变）和定向发展（循一定方向变化）五种“秩序”。荫麟强调，这五种秩序并没有识见的高下之分，而是“任何通史所当兼顾并容的”。哲学家兼好友谢幼伟指出，《中国史纲》“就是要在哲学的意识和方法的控制下来写的” 。这话确是见道之言。
可惜抗战军兴，学人生活困苦，张荫麟未及完成通史大业，便遽逝于山城遵义。当时陈寅恪、钱锺书、吴晗、吴宓、朱自清、梁方仲、熊十力等学人以各种方式表达哀惜之情。其中，同样有志于通史之学的钱穆指出：“张君天才英发，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诸科，学既博洽，而复关怀时事，不甘仅仅为记注考订而止。然则中国新史学之大业，殆将于张君之身完成之。” 另一方面，钱穆也私下谈及对于梁启超的意见：“任公讲学途径极正确，是第一流路线，虽然未做成功，著作无永久价值，但他对于社会、国家的影响已不可磨灭！” 显然，梁、张师徒两人治学求博通的途径一致，可惜为时势和命运所迫，学术事业均未及完成便戛然而止，致使这一脉的“新史学”长期处于隐而不彰的地位，不能不说是近代学术史的一大遗憾。后来者正当追踪其学行，接续其学脉，造就博通之“新史学”，自可立于史学之林。
李欣荣
识于永芳堂观棉室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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