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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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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的总体评估”的相关成果，从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视角构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评估体系，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为我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对决策部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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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为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本书按照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依据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的具体内涵，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等各个方面简要评估我国2010—2022年发展和安全的强项及短板。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我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通过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同时，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整体的发展与安全，为世界安全与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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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何德旭，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村金融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入选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工程，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制度、货币政策、金融创新、金融安全、资本市场、公司融资。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等十余项国家级和省部级重大课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成果逾二百部（篇），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
汪红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并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曾任商务部政策咨询专家，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咨询专家、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理事；国家自然匿名评审人。曾在英国诺丁汉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学习各一年。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理论与货币政策。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等课题研究。获得孙冶方经济学奖一次，多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优秀对策信息对策研究类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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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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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中国式现代化复杂艰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
二、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难题
三、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四、统筹安全和发展，确保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
第一章 新发展格局下的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国民经济体系高水平的完整性
二、新格局下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体系
三、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四、加快建成顺畅运行的国民经济新发展格局
五、深化外部循环网络合作
第二章 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转型：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一、我国宏观经济的典型性事实
二、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测算和中长期预判
三、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波动性测算和中长期预判
四、深化供给侧改革，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素贡献
第三章 创新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动力
一、引言——高质量发展及持续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二、理论回顾与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经济增长理论与增长动力
三、质量提升、创造性破坏与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
四、创造性破坏与技术更替：信息技术及邮电行业的经验证据
五、经济形式及创新主体的更替：中国的创造性破坏程度及经济体的竞争
六、新发展格局下创造性破坏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七、机制设计与政策：实现以“创造性破坏为特征”的“质量提升型”长期 经济增长
第四章 协调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共享的现代化
一、全国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
二、全国区域差异测度方法与变量选择
三、变量选择与研究分组
四、全国总体空间区域差异的测度
五、全国城乡差异的测度
六、促进全国区域协调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第五章 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一、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
二、生态文明建设的测度与绿色发展的比较评价
三、环境污染防治绩效评估
四、能源的生产与消耗绩效评估
五、绿色发展的国际比较
六、生态治理现代化和绿色发展的展望与政策
第六章 开放发展：文明成果交流互鉴的现代化
一、贸易平衡促进结构优化
二、制度建设促进外资质量提升
三、“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海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四、开放发展的国际比较
五、政策建议
第七章 共享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一、共享发展的协调性：居民收支及其变化
二、脱贫攻坚：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三、稳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基础
四、持续绘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代化的民生底色
五、小结
第八章 安全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安全保障
一、国防和公共安全
二、宏观经济安全
三、财政安全
四、金融安全
五、外部经济安全
六、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对策建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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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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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论述对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的要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实质，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各个方面及其各个环节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根本路径，是一场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深刻变革，必须积极主动务实地做好高质量发展这篇大文章。
中国式现代化复杂艰巨，高质量发展是根本出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5个方面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约束。中国人口众多，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5。人口规模巨大导致中国经济各项指标面临总量大、人均水平低的复杂矛盾。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在一些关键的人均变量上有所突破。按照传统模式提高人均变量，必然受到总量约束，因此必须通过革命性创新，解决吃饭、交通、就业、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养老、托幼、娱乐、体育、知识、技术、文化、环保等问题，才能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哪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不是容易的事。在开放经济中，经济发展规模的数量扩张必然外溢至国际市场和政治领域，处理不好就会产生国际矛盾。中国式现代化的艰巨性复杂性前所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公众等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对话和互动，达成管理日常事务、调控资源、履行权利的行动共识以缓解冲突或整合利益、实现公共目标、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结构、过程、关系、程序和规则的体系性活动[1]。在我国，国家治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人民根本利益和民族复兴为根本目标，以行政、立法、司法等公共权力机构为主体，充分发挥多种社会团体和阶层的积极作用，相机抉择和综合运用政治、行政、法律和市场等多重手段，从而形成能够有效回应社会公共需求的制度体系、能力和过程[2]。从满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来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针对一度存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司法不公、违法不究等问题，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全面依法治国问题，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决议》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因此，在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需要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完善保护产权、维护契约、交换平等、竞争公平、监管有效的市场机制，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激励企业扎实做好技术创新、提高供给质量、降低经济成本、提高竞争力。
二是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宏观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在我国，政府主要承担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保护等职能[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了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在新的历史阶段，推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建设，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国家发展规划战略的科学性，优化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目标、加强合理分工、提高协同效率，做好宏观经济政策的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提升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经济的精准性及两者的协调性，加强就业、产业、环保、区域等政策的紧密配合程度，进而在顶层设计层面保障高质量发展[4]。
三是努力探索高质量发展规律和模式，不断丰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高质量发展是把握发展规律、从实践认识到再实践再认识的重大理论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5]。在倍加珍惜、长期坚持的同时，还要在新时代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总结好中国经济理论，讲好中国故事，进而到实践中去，指导经济更高质量、更有利于提高人民福祉的发展，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
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破解高质量发展中的难题
一个时期以来，我国面临的发展质量不高问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根本原因。构建平衡、协调、充分的新发展格局，是解决这一主要矛盾的有效途径。
一是着力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积累了宝贵经验，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工作的重要原则。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必须做好国内实体经济、产业、金融、贸易等重点领域以及相互之间的大循环，努力推进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坚持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是推进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协调发展。要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鼓励创新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胜劣汰；支持有核心技术并不断引领创新的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促进有核心技术并不断结合社会需求进行高质量创新的非公有制经济健康成长。通过促进两类经济的协调发展，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激励两类企业自主创新，进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提升供给质量，不断提升人民福祉。
三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促进城乡教育公平和提高城乡教育质量；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改善城乡居民住房条件。
四是促进区域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决议》明确指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推动东北振兴取得新突破，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改善生产生活条件。通过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内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五是促进实体经济、实体产业与金融体系平衡协调充分发展。在现代经济金融体系下，必须促进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数量均衡、结构均衡、融合发展；提升金融体系对高质量项目的筛选能力、风险管理能力、抗击风险的韧性，从而更准确、更高效地服务于高质量经济发展[6]；同时，要强化对涉及政策性支持、制度性扶持的实体企业规范经营的监测，控制其利用便利的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在健全金融风险防范法律法规、提高公众投资者风险意识和金融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发展多元化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为企业生产投资和研发投资方面的资金需求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发挥商业银行和市场各自的风险管理优势。
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支撑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的主线，可以为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供制度支撑，有助于持续优化经济结构、不断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为我国社会生产力跃升到更高水平打下坚实基础。《决议》明确指出：“全面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落实巩固、增强、提升、畅通要求，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壮大实体经济，发展数字经济”。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创新对中国来说不仅是发展问题，更是生存问题。实现科技创新，需要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有效需求，不断提高产品、服务、创新质量。一是在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层面建立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经费管理机制、评价机制，切实落实“揭榜挂帅”、科研经费“包干制”等机制[7]。二是财政要根据企业创新技术水平和研发投资行为，有重点地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企业的技术创新投资支出，提高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同时，根据企业创新行为、技术投资率水平和阶段性创新成果进行阶段性扶助，减少创新前期投入、加大创新项目质量验收力度和研发成功后的激励[8]。三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实体经济与金融协调发展，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循环。四是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使之成为推动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枢纽。五是适应数字化趋势，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绿色经济是经济高质量持续发展的必然形式和普遍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稳步推进绿色经济转型，一是要完善绿色低碳政策和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二是要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举措，加强全国统筹，完善能耗控制机制，通过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三是推动绿色低碳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在科学考察和严密论证的基础上，加速新能源产业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空间格局。四是加大对环境与气候治理研发的支持，对存量性环保生产问题进行化解，有序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五是深度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
四、统筹安全和发展，确保守住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底线
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所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提出“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
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安全发展必然会遇到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风险和挑战。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中累积的矛盾和风险已成为通往高质量发展道路上亟待破解的问题。在新冠疫情蔓延全球、世界经济疫后不稳定恢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大国博弈导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的现实环境下，我国发展面临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交织威胁。保证人民能够在稳定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保障人民能够享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需要在统筹发展和安全关系中把握高质量发展。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为加快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本项研究根据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要求，依据高质量发展和安全发展的具体内涵，构建综合评价体系；从我国经济增长的阶段性特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安全发展等各个方面简要评估我国2010—2020年发展和安全的强项及短板。我国已经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主动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通过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构建国家安全体系，为推动发展创造条件，同时，通过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维护世界整体的发展与安全。在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将为全球提供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9]。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何德旭领衔的创新工程团队完成，研究团队重点攻坚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和评价指标体系。全书写作分工如下，前言由何德旭完成；第一章由汪红驹完成；第二章由汪川完成；第三章由钟春平完成；第四章由吕风勇完成；第五章由姚博完成；第六章由刘诚完成；第七章由张彬斌完成；第八章由汪红驹完成。何德旭、汪红驹负责全书框架设计和统一协调出版中的具体问题，汪红驹完成统稿。
尽管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秉承扎实可靠、科学严谨的态度，力求客观、全面地把握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体状况，在整理编撰书稿的过程中也力求认真仔细，在编辑的帮助下反复修改了多次，但是书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 参见陈进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国家逻辑》，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 参见吕炜、靳继东：《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新中国财政70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与理论逻辑》，载《管理世界》2019年第9期。
[3] 参见江小涓：《创新管理方式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制》，载《经济日报》2020年6月2日，第8版。
[4] 参见何德旭、苗文龙：《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5] 参见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6版。
[6] 参见何德旭、苗文龙：《财政分权、金融分权与宏观经济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
[7] 参见刘鹤：《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载《人民日报》2021年11月24日，第6版。
[8] 苗文龙、何德旭、周潮：《企业创新行为差异与政府技术创新支出效应》，载《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9] 参见曲青山：《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载《求是》2023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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