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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
杜甫一生经历大唐王朝两个极端
强大精神力量，超越人生之苦
凝视世间百态，探触真理与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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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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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系日本学者川合康三关于杜甫的传记。书稿以时间为线，在书写杜甫漫游诸国、立身求官、旅途漂泊、辗转战火的人生经历的过程中，穿插讲述了其文的沉郁顿挫，其人的坚贞拙愚，尤其深入挖掘了杜甫在苦难人生中的种种抗争不弃，并将此视为杜甫文学意义之最终。书稿站在历史高度俯瞰诗人的人生全局，为杜甫研究带来了崭新的视角，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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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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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合康三，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原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系主任教授，现为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中国学会理事长。长期从事唐代文学、中国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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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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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漫游诸国
第一节 杜甫的出身
第二节 童年时代
第三节 向南方去，向东方去
第四节 与李白的交游
第二章 立志官途
第一节 苦心求官时期
第二节 目光转向社会的不公
第三节 就任官职
第四节 调任与辞职
第三章 漂泊的旅行生活——入蜀之前
第一节 边境之城秦州
第二节 从秦州到同谷
第三节 同谷亦非乐土
第四节 翻越剑阁
第四章 成都岁月
第一节 在蜀地的日子
第二节近物情
第三节 自谑与诙谐
第四节 为花而狂
第五章 再启漂泊之旅——顺长江而下
第一节 下长江——从成都赴夔州
第二节 夔州日夜
第三节 最后的流浪
终章 评价的变迁与文学特色
第一节 评价的历史
第二节 杜甫的文学
附录 杜甫年谱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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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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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诗人里，杜甫在日本也备受尊崇。要说全套作品都被多次翻译成日文版本的，除了莎士比亚、《源氏物语》(从古代日文翻译为现代日文)外，也就数杜甫了，想不到其他人和作品。由此可知杜甫所受重视的程度。然而，我感到上述对杜甫的接受似乎带有某种偏向。即人们所关注的，是杜甫充满苦难的人生和在苦难中坦诚生活的禀性，人们所评价的，是杜甫的人格。我则认为应该改变这种态度。因为我们的对象当是文学作品，而非作者个人。关注人物，会把作品变成单纯了解作者的材料。而我们必须面对作品本身。
只要我们把作品摆在中心位置，就可以发现很多至今没有看到的东西。杜甫是一位贪婪的表达者。他的作品与现实 完全颠倒，甚至不禁让人怀疑他的生活和人生是为了诗歌创作而存在。他想要彻彻底底地表达和展现全部，直到世界尽头，乃至不可捉摸、不可见的世界。
杜甫直至晚年都曾叹息自己的诗作不能被人理解，转念想来，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对杜甫诗歌的理解又达到了何种广度和深度呢？本书便是努力接近杜甫的深奥世界的一个尝试。
川合康三
2024 年 9 月 23 日
杜甫的出身
籍贯的意义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就像正史杜甫传(《旧唐书·文苑下》)的开篇所写，中国的人物传记通常都是从姓、名、籍贯的顺序开始写起。姓名之后是字，字比名的使用频率更高。以名称呼有失于礼，因此只限于双亲、长辈和本人自称。此外或许由于中国的姓氏数量较少，单字名又偏多，这就需要以字作为别名以便区分。
姓、名、表字之后会注明“某省某地人”。但这并不代表准确的出生地，而是籍贯即祖辈世代居住的原籍，与本人实际在何处出生无关。籍贯也意味着家族世代墓葬的所在。
人物介绍的基本信息中必然包含籍贯，显示出中国人身份认同观念的构成。人不是作为个体单独存在的，要把个体放在家族谱系中把握。要确定一个人物，其家族谱系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当然这里也大多伴随炫耀门第的性质，因此回避真实籍贯而用同姓名门的籍贯，即所谓的“郡望”以自称的情形也很多。例如韩愈原本是河南南阳人，却时常称自己是“昌黎韩愈”，其文集也叫作《韩昌黎集》，因为昌黎是韩氏的郡望。
杜陵野老
杜甫为了显示自己出身名门杜氏，经常在称呼前冠以“杜陵”或“少陵”二字。“杜陵”位于长安南郊，是汉宣帝陵寝所在地。“少陵”是许皇后的陵墓，位于宣帝陵一侧。因规模比杜陵小，故名少陵。在汉代，朝廷曾命显贵望族迁居杜陵，从此杜陵就成了名门大族的居住地，因而声名显赫。杜甫在赠给同族晚辈的诗中曾写道“名家莫出杜陵人”(《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由此也可得知杜陵系名门居住之地。
然而，杜甫每每言及自身的时候，从不单独使用“杜陵”，总是刻意用“布衣”“野客”“野老”“老翁”这些贬低自己身份的词汇加以组合。例如“杜陵有布衣”“杜陵野客”“杜陵野老”“杜陵老翁”，又如“少陵野老”，等等。这里包含着名门出身的自负和对落魄现实的悲叹两个相反因素，语气中伴随着一种曾经显贵而今日却没落至此的自嘲。老残之身欲借往昔的门第来勉强撑起些许骄傲，然而如果念起杜陵望族，则恰反衬衬出当下的零落。自负与自卑的矛盾与对抗，是杜甫毕生自我认识的基调。
两位文武双全的祖先
西晋的杜预是杜甫的十三世祖先。杜预不仅是三国时讨伐吴国战功卓越的武将，而且是位经学家，为《春秋左氏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此书到今天都是《左传》最重要的注本。他曾对皇帝说“臣有《左传》癖”的逸事也广为人知。
相比杜预，与杜甫相距较近的是其祖父，即初唐文人杜审言。杜审言身处宫廷诗坛却诗风清新，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虽说他在官场上有起有落，但也得到了还算不错的官位。在杜甫的有生之年，估计杜审言的名字要比他的名字响亮很多。杜甫以这位祖父为骄傲，曾在诗中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关于杜审言，很多逸闻传说都显示出其恃才傲物的性格。比如他曾经放言说，论文章，屈原、宋玉都在自己之下;论书法，连王羲之都只配给自己做徒弟，等等。屈原和宋玉都是战国时代的文人，他们的作品收录在《楚辞》中，而《楚辞》的文学评价仅次于《诗经》。东晋的王羲之，自从受到唐太宗的赞赏，就被视为最杰出的书法家。杜审言对这些人物都显出轻蔑的态度。
杜审言的临终之言也颇能体现出他倔强而刚烈的性格。友人来探视，询问病情如何，他说“甚为造化小儿相苦”(《新唐书·文艺上》)-被造物主这小子折腾得够呛。他不仅对人是傲视群雄，就连对上天也毫不畏惧。
身为堂堂武人的杜预自然毋庸置疑，通过上述逸事我们可以看出文人杜审言也绝不是软弱之辈。杜甫既然能把这两位作为自己的先祖举出来，就不会没有意识到他们耿直刚烈的性格。杜甫的两个儿子分别叫作“宗文”和“宗武”，足见他有文才武略两者并重的意识。
尽管先祖的赫赫名声对于杜甫如何谋生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但是杜甫始终以此为荣的意义非同小可。他们是境遇惨淡的杜甫在族谱中好不容易找到的可以勉强引以为豪的精神寄托。杜甫在想到自己一生到头来除了作诗以外别无所长而心情沉郁的时候，就会想起杜审言来安慰自己。
生于没落士族
杜氏原本是“京兆杜陵”人，十代祖先杜逊在晋朝南迁时来到襄阳(湖北省襄阳市)，因而被称作“襄阳人”。之后曾祖父杜依芸迁往巩县(河南省巩义市)，杜甫也是在那里出生的。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过州司马(从官)和县令(长官)之类辗转各地的官员，从未有过出仕朝廷的履历。到了其父亲这一代，名门的气息已消失殆尽。
杜甫生活的盛唐之年，科举制度还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没有亲族在朝中身居高位，仅凭一己之力要攀上朝廷官阶是难上加难。到了盛唐之后的中唐时代，即使像韩愈、白居易、元稹这些出身中下级士族的学子，也可以通过科举而跻身枢要地位。韩愈和白居易距宰相之位仅一步之遥，元稹曾出任宰相。是不是可以说杜甫出生得稍微早了一些，有些生不逢时?然而，即使他身处一个寒门(下层士族)亦可出显贵的时代，我们还是无法想象出一个位高权重的杜甫形象。
杜甫和当时每一个士大夫一样，祈愿能在官场获得一官半职参与政事。但在那个时代，愿望能否实现，都是在本人力不能及的地方被决定的。自己并不能选择出生在何种家庭，生于这种程度的家庭就指望不上出人头地。杜甫因生于这样一个时代而挣扎并困苦，然而正是因为与之持续不断地抗争，才有了今天的杜甫。不得不说，正是这种抗争使杜甫成了杜甫。
然而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不曾受惠于家门的恩泽，也意味着无须顾忌家族和世间的羁绊。新文学的缔造者往往并非出身当代的显贵门第，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或许在于寒门才具有的自由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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