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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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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强劲的思想倾向，即追求运用西方思想中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改造并建构当代中国新文化。尽管这种努力至今仍然有人在持守，但人们越来越感受到，这种努力与中国人的生存意识存在着内在的根本性冲突。每一种文明在起源上都有独自的核心价值，包括其原始生存关注和基本运作原则，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但同时也框架了其视角，生成各种视角盲点。文明交流和对话不是要用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去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而是要尊重并体会对方的核心价值，进而暴露各自的视角盲点以扩展其视野。本书在这种中西文明比较视域中审视儒家思想，努力揭示儒家的生存关注和思想脉动，及其与当代中国人的历史传承和生存关联，并在展示盲点的同时探讨消解盲点之途径以及未来发展之空间。同时，本书运用生存分析和情感分析的方法，在分析儒家原始文本时集中呈现其中的生存关注和情感结构，激活文本，使之进入当代语境，参与当代中国思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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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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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郁，1956年生，广东梅州人；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美国克莱蒙特研究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宗教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硕士。已经出版专著《形而上学与西方思维》（2016年）、《自由与责任四论》（2014年）、《道路与真理》（2012年）、《自由与生存》（2007年）、The Concept of Freedom （2002年），译著《蒂迈欧篇》（2003年）；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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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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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导言 核心价值的询问: 文明对话往何处去
一、 “世价值” 说法的起源
二、 权利和责任
三、 寻找文明交往 对话模式
四、 文明对话的基本原则
一部分 中西思维比较的方法论
一章 柏拉图和孟子论善: 中西思维的方向性问题
一、 柏拉图: 善和真理
二、 孟子: 善和本性
三、 真正的善和本性之善
第二章 《天主实义》 与中西思维的问题意识
一、 利玛窦的三个语境
二、 三个争论
三、 中西对话的原始文本
第三章 《天主实义》 中的中西思维方式之争
一、 类比和共同理解基础问题
二、 在共同情感中界定情感对象
三、 情感分析与比较研究
第四章 儒学思想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
一、 文献考据问题
二、 陈寅恪与冯友兰之争
三、 “敬重” 情感与六经注我
四、 读者与文本
第二部分 儒家的终极关怀
第五章 “敬仰” 与 “信仰”: 中西天命观比较分析
一、 作为认识器官的 “情感”
二、 在 “敬仰” 中呈现的天命
三、 “信仰” 与神的启示
第六章 寻找善的定义: 义利之辨和因信称义
一、 儒家 “义利之辨” 中的 “义”
二、 《中庸》 的 “以诚明善”
三、 “因信称义” 中的 “义”
四、 善的定义: 困境和出路
五、 “诚” 和 “信”: 人类生存的悖论性
第七章 “诚” 与儒家的宗教性
一、 追问人的本性
二、 何为君子之道
三、 “诚” 的认识论功能分析
四、 儒家的宗教性
第三部分 儒家的人性论
第八章 《中庸》 的君子和康德的善人
一、 《中庸》 的 “君子” 概念
二、 康德的 “善人”
三、 “善人” 与 “君子”
第九章 追问人性: 君子困境与罪人意识
一、 《中庸》 论君子
二、 从君子到小人
三、 基督教的罪人意识
第十章 文化盲点: 原罪论与性善论
一、 “人皆求善” 和 “人无有不善”
二、 原罪论: 堕落本性无法向善
三、 性善论中的功夫论困境
第十一章 建构和解构: 耶儒在张力中互动
一、 克己复礼， 诚身明善
二、 “不要疑惑， 而要相信”
三、 在 “诚” “信” 张力中生存
第四部分 儒家的政治观
第十二章 中西两种政治的概念分析
一、 两个女人的选择
二、 概念界定
三、 两种主体性
四、 作为政治生活的起点
五、 关于西方权利政治的一些分析
第十三章 儒家仁政的情感结构分析
一、 “忠心” 与责任意识
二、 “敬天” 与社会秩序
三、 “君子” 与敬天知天
第十四章 现代西方政治与儒家仁政的政治领袖产生机制比较分析
一、 现代西方政治与选举制
二、 儒家仁政与推举制
三、 选举制与推举制之比较
第十五章 政治秩序中的宗教与教化问题
一、 权利政治中的宗教问题
二、 责任政治与宗教活动
结束语 勿忘祖宗言
附录 哥尼斯堡的中国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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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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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就字源学而言， 在古希腊哲学那里， 哲学指的是追求智慧。 智慧的意思是进行正确的思想活动， 给出正确的判断， 进而做出正确的选择。 智慧就是认识真理。 这种追求也被称为 “真理情结”。 中国人也是追求智慧的，认为智慧就是把握了真道。 先秦思想家围绕着 “道” 而争论不休， 百家争鸣， 都宣称得了真道! 百家之道， 何者为真? 追求真理和追求真道， 都是哲学之问。
汉语中的 “哲学” 一词是希腊文φιλóσοφο? 的译名。 汉语中本无 “哲学” 一词， 但有 “学问” 的说法， 如 “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 周易？ 乾》)， 以及 “不闻先王之遗言， 不知学问之大也” (《 荀子？ 劝学篇》)。 纯粹从翻译的角度看， 用 “学问” 来翻译φιλóσοφο? 是相当贴切的。哲学追求真理， 学问追求真道。 虽然哲学与学问相近， 但在思想史上， 它们在方向上迥然不同而各走其道。 近代学界在翻译西学著作时对此感受深刻， 因而给出 “哲学” 作为译名， 以区别于学问。 这里的 “各走其道” 便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区别。
中土与西方， 地理距离遥远， 但因为有 “丝绸之路” 来往， 彼此之间还是有思想交流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 我们与西方至少有过两次直接的思想交流。 第一次是汉朝的佛教传入中土。 佛教提出的问题是， 儒家不关心人死后的生存状态， 从而无法满足人们对这个方面的生存关注。 同时， 佛教关于人死后的说法， 如轮回、 极乐世界等， 让很多中国人在这个方面的生存关注得到了满足。 儒释之争导致了儒佛共存的文化现象。 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在华传教。 传教士利玛窦远涉重洋来到中土， 潜习儒学，向中土人士传播天主教信念， 劝人归信天主。 他从先秦儒家经典开始， 深信自己信仰的上帝就是儒家在敬畏中呈现的上帝， 企图通过托马斯？ 阿奎那的自然神学论证来说服当时的中国儒士， 让他们归信天主教。 不过， 他们在天人关系问题上未能进入宋明理学的思路， 故而无法与儒家展开一场实质性的思想交流。 比如， 他在 《天主实义》 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批评张载的 “为善无意” 说法， 但却对这个说法所包含的儒家自先秦以来关于“善” 的思考和争论缺乏足够的体会， 因而在争论中让对方不痛不痒， 无法刺激其思想。
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传教留下了大量中文文献， 记载了这段颇有规模的思想交流大事。 不幸的是， 这个思想交流事件在中国思想史上所起的作用甚微。 感叹之余， 我们注意到， 这个事件引发了一个反向传播。 传教士们在企图说服中国儒士的同时， 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 因而十分努力地把儒家思想介绍给欧洲思想界。 这个东学西传的文化活动也留下了大量相关的拉丁文文献， 在西方思想史上酝酿并激发了一场革命性的运动: 西欧近代启蒙运动。 对于那些接触到传教士所介绍的儒家思想的欧洲思想家来说， 中华文明是一个在遥远东方的伟大文明。 这个共识一直维持到18 世纪末。 在这个共识中， 他们开始询问: 造就这个文明的思维方式是什么? 他们发现， 儒家所倡导的自然理性 (相对于基督教的启示理性)就是关键所在。 如果他们想让欧洲摆脱野蛮文明， 赶上先进的中华文明，那么， 吸取并传播这种自然理性就具有优先重要性。 这个想法很快在欧洲范围内产生了共鸣。 我们知道， 这场启蒙运动在欧洲引进了自然理性， 并导致了自然理性与启示理性之间的内在张力。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正是这种张力推动了西方文明进入现代社会。
随着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 中国的清朝政府无力应对现代西方的全方位入侵。 从五四运动开始， 在中国思想家心目中， 西方文明辉煌伟大而闪闪发光， 中华文明野蛮落后而暗淡衰落。 特别地， 现代化交通工具把地理距离拉近了。 地球在变小。 现在， 能够使用双语或多种语言的思想者越来越多。 中西思想交流日渐频繁且日渐深入， 随之而来的便是互动和冲突。 于是， 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进入了一种密切而复杂的交融关系中。 西方文明由于在现代社会中的突出贡献， 很快就主导了当代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 对于西方思想家来说， 他们可以俯视中华文明了。 在他们心目中，中华文明过去是辉煌的， 但现在已经衰落了。 于是， 他们设身处地、 “友好地” 认为， 中华文明可以通过转型而融入西方文明。 对于很多中国思想家来说， 虽然身处于中华文明中， 但却完全分享了这些西方思想家的心思意念， 认为中华文明除了接纳西方文明而彻底转型之外， 没有其他出路。这种鼓吹转型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中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推手。
然而， 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文明交流中的关键环节， 即不同文明的发展方向是由不同的思维方式引导的， 转型意味着在根基上摧毁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 西方思想史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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