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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苏轼在诗词、散文、书画等各文艺领域都达到一流水准,在哲学、美学、史学、政治以及人生修养诸方面也曾发表许多精辟之见,自成一家之学,他穷尽了中国士大夫的一切可能性。本书从生平、哲学、史学、美学、政治、文化、文学等多个维度串联苏轼的生命历程,并将苏轼置于历史和文化的洪流中上下观照,展现其大起大落的一生和丰富立体的精神世界。全书立论严谨精辟,妙悟新见迭出,处处闪耀着思想的光芒和智慧的火花,是苏轼传记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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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水照, 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并担任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朱刚,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师从王水照先生。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新宋学》执行主编。著作有《苏轼评传》《苏轼十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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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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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产生巨人的时代1
第一章“吾生如寄耳”:家世与生平1
一、长江上游的天府之国2
二、在家乡与京城之间14
三、变法风潮中的汴京21
四、从二千石到阶下囚29
五、谪居江岸的东坡居士35
六、成为元祐大臣45
七、四任知州54
八、流放到海角天涯59
九、走向人生旅途的终点69
第二章究天人之际:苏轼的哲学80
一、哲学史上的苏轼80
二、研究苏轼哲学的基本资料99
三、苏轼哲学概述108
四、苏轼哲学的特色141
五、苏轼与禅宗149
第三章通古今之变:苏轼的史学163
一、《春秋》学与相关史论167
二、苏轼的史评191
第四章立朝大节:苏轼的政治态度239
一、政论240
二、政见253
三、政治人格312
第五章文艺成就与美学思想321
一、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324
二、光照千古的文艺成就338
三、苏轼的文艺美学思想370
四、中国审美文化的历史转折411
第六章人生思考与文化性格424
一、颜子学与“寄寓”思想425
二、生死、出处、大地439
三、“寄寓”者的文化性格449
四、“寄寓”与“存性”458
附录467
苏轼年表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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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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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与导师王水照先生合著的《苏轼评传》初版于2004年,距今已过二十年。这二十年中,学界对苏轼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我个人也以论文的方式发表过一些新的见解,比如有关“乌台诗案”的审判,有关苏轼在庐山的禅悟,就曾是我投入时间和精力甚多的专题研究,其结果也令自己比较满意,所以,本次修订再版,主要就增加或改写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尽管如此,面对苏轼这位历史上罕见的“全才”,作为研治者的体会,仍同于二十年前,未尝改变。
我曾不止一次谈及自己治苏的两点体会。一是苏轼决不辜负他的研究者。他的成就涉及的领域之广令人惊异,而且他喜欢思考、喜欢表达,所谓“不吐不快”,把心里想的都诉诸笔端。所以无论你想探究有关他的什么问题,大致都能在他的文字里找到自我表述。换句话说,除了惊人的创造力,他也把创造的内在秘密公之于众,只要认真阅读,读者必然有所得。二是“全才”的苏轼也给研究者带来许多困难。由于知识结构的限制,我们难以全方位地追踪他在诸多领域达到的境界。我自己的感受是,整个研究过程,就好像你始终跟在一个能力比自己强大得多的人后面跑,经常望洋兴叹。当然,乐观地看,这也说明苏轼研究永远不会到达山穷水尽、难以开拓的地步。
二十年来,跟在巨人后面跑的感受一直延续着,这当然也因为这本《苏轼评传》的写作,令我不得不开启“全方位追踪”的研究模式。并非我自不量力,而是此书体例如此。大约上世纪末,王水照先生接受稿约,为匡亚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撰写《苏轼评传》,为了让刚获教职的我顺利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王先生赐我合著的机会,由我执笔全稿,而将他的相关著作、论文全部供我学习使用,并随时予以指点。由于这一套丛书收录的“思想家”包括了各时代各领域的杰出人物,涵盖面比较宽广,所以把一般被视为文学家的杜甫、苏轼等人也纳入了计划,但反过来,评传的撰写方式,也就不同于文学家传记,对于传主思想所及的诸多方面,须尽量加以考索,力求呈现其全貌。因此,几乎一开始我们就商定了此书的章节,除了叙述生平外,理应包含哲学思想、史学思想、政论政见、文艺批评这几章,而按先生的治苏特点,最后还有人生思考一章。苏轼留下的丰富业绩,当然足够支撑这样的表述框架,但对我而言,便成为“全方位追踪”的起点。好在王先生之前积累的研究成果,令我有了起步的勇气,也使写作过程成为一个学习过程。自然,这个过程不会有终点。
犹记初稿甫成,王先生又曾提议,此书由我单独署名出版。那主要是考虑我的职称晋升之事,多此一种独立著作或能更为顺利。我思之不妥,因为全稿基本承袭先生的观点,有的部分还直接移录先生发表过的文章,如果独署,岂不成了抄袭?当时先生笑谓:“学生使用导师的观点和文章,可以不算抄袭。”我退而思之,仍觉不妥,以为抄袭大概与偷盗同科,后辈偷了师长的财物,于法亦无不治之理。因此我坚持合署,先生也同意了。当然,此书文本上的不善之处,该由我负责修订。
应该说,“全方位追踪”的研究模式,起初虽始于不得已,但本身有其合理性。就我本人体会最深的一点来说:“乌台诗案”原是北宋的一起诏狱重案,若在对于北宋司法制度毫无所知的情形下谈论之,从常识上讲,就是非常不妥的。可惜的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我要到此书初版面世后十几年,读到明刊《重编东坡先生外集》中审刑院复核“乌台诗案”的文书,才忽然领悟;而当我决心挑战自己的知识结构,去了解此案审理的司法过程时,却发现美国学者蔡涵墨教授、日本学者近藤一成教授早就有此觉悟,作了相关探索,我能做的仅是利用《外集》所载文书,补证他们的结论而已。确实,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经常会限制其对于苏轼的追踪能力,此事也促使我增长了对于教育的热情,希望更年轻的一代中能出现知识结构更合理、追踪能力更健全的学人。
此书初版时,冠以匡亚明先生所作序言,那是为整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而写的。现在单独再版,不合用此序,故略叙写作缘起和治苏的体会,置于卷首。希望读者不弃,多予指教。
朱刚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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