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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本颠覆认知的央行启示录研究央行政策、全球金融体系及其未来走向的读书目。从大萧条到次贷危机，从欧债风暴到疫情冲击，透视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主要央行的非常规操作，看懂2%通胀目标的迷思、量化宽松的代价，以及负利率如何重塑财富分配逻辑。
欧盟金融“掌舵人”对货币政策的精彩见解，亲述决策内幕。作者约翰范·奥弗特维德是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是整个欧盟金融和货币事务的“掌舵人”，也是众多国际金融政策制定过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一位真正的“局内人”，作者将很多亲身经历融入叙事当中，这不仅使内容引人入胜，还增强了相关论点的说服力。
“政治家 经济学家 商业记者”三只眼透视和解读央行，全\\方位揭开货币之手的神秘面纱。作者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曾任权威商业杂志主编，并拥有多年工商业管理经验。作者理解普通人的担忧和恐惧，懂得如何与大众沟通，能将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技能、作为经济学家的经验以及作为记者的轻松笔触结合起来，穿透复杂的真实世界，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大众关心的金融问题，
提出根本性的、负责任的改革金融体系、化解金融风险的思路。对央行以 2% 通胀率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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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货币之手》聚焦中央银行在当代经济中的角色与影响，探究其政策对全球经济的塑造作用。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全书围绕中央银行展开深入探讨，从历史与现实的多个维度，全\\面分析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影响。书中重\\点聚焦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中央银行所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如量化宽松、负利率政策等。详细剖析这些政策的实施背景、具体措施，以及在稳定金融市场、刺激经济增长方面的成效与不足。同时，深入探讨了非常规货币政策带来的诸多意外负面后果，涵盖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包括债务积累、贫富差距加剧、金融市场不稳定等问题。此外，还对央行长期以来以 2% 通胀率为目标的政策框架进行深刻反思，指出其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的过时性和局限性，并提出应将金融稳定纳入政策框架的建议。
本书具有重要价值，它为理解中央银行政策提供了全\\面视角，梳理了经济金融历史事件与理论发展，对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学生深入研究央行货币政策有重要参考意义，也适合关注经济金融动态的普通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全球经济现象背后的央行决策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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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约翰·范·奥弗特韦德
（Johan Van Overtveldt）
比利时财政部前部长，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整个欧盟金融和货币事务的“掌舵人”。
专注于中央银行政策的学者型官员，拥有丰富的经济管理经验，深刻理解现行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现状与缺陷，能够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本质，并提出有建设性的改革建议。
有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与工商业管理经验。
拥有安特卫普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鲁汶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长期担任哈瑟尔特大学的兼职宏观经济学教授，曾任比利时权威商业杂志Trends主编，还亲自管理过企业，有10年以上的银行、制造业、建筑业和服装业管理经验。
拥有“大众视角”“学者视角”“财长视角”的跨界作家。
理解普通人的担忧和恐惧，懂得如何与大众沟通，能将自己作为政治家的技能、作为经济学家的经验以及作为记者的轻松笔触结合起来，穿透复杂的真实世界，用普通人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大众关心的财经问题，出版过多本财经畅销书。
斯蒂恩·罗切（Stijn Rocher）
比利时弗兰德财政部长政策顾问、安特卫普大学博士。
译者：何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清华大学全球贸易与产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区块链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曾任《第\\一财经》财经早餐栏目的特约评论员、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全球化与货币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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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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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一 当“看不见的手”遇上“魔法师”
张晓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推荐序二 手握的超级权力，有时也会成为一种桎梏
吴卫星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长
推荐序三 “神秘之手”的救赎与陷阱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译者序 揭开政策迷雾与全球治理的双重面纱
何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引 言 无处不在的神秘之手
A面魔法师，B面独裁者
经济世界里的各种“手”
无法解释的神秘特质
权力的往复
最后贷款人
第1章 大萧条的遗赠
弗里德曼革命
货币的祸害
“野蛮的残迹”
银行如秋叶般凋零
威尼斯的教训与经验
一位传教士银行家
“永久的财政大臣”
孔子的教诲
央行危机管理的蓝图
后危机时代的金融世界
第2章 杠杆是毒药
史上最大金融危机的 5 个驱动因素
美国房地产泡沫背后的 3 大推手
证券化：风险传染的载体
令投资者“在海里裸泳”的超常杠杆
危机中的流动性枯竭
泰勒规则
激发疯狂的宽松货币政策
罗素的“火鸡幻觉”
第3章 通往地狱之路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
地狱烈火蔓延全球
货币市场与华尔街巨头的生死博弈
步步瓦解的欧洲金融系统
重振美国经济的 TARP 计划与压力测试
欧洲央行的拯救之战
第4章 打破常规
金融危机中没有空想家
唯有零利率
监管视野外的影子银行
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
押注量化宽松
居高不下的资产负债
欧洲央行的困境
欧洲：踏上量化宽松之路
日本：把货币刺激用到极致
前瞻性指引能否改变预期
第5章 高昂的代价
布奇·卡西迪综合征
迈克尔·杰克逊综合征
大卫·科波菲尔综合征
圣·奥古都斯综合征
影子银行：帝国崛起
“救世主变恶霸”综合征
“26=38 亿”综合征
僵尸综合征
树懒综合征
第6章 变革前夜
条件反射式的救市
进退两难的货币政策
权力的失衡
痴迷于 2%
通胀的新常态
重新审视通胀目标
监管目标“连体婴”
必须转变的思维范式
这是一项复杂的技艺
结语 走出非常规，构建稳定增长的金融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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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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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揭开政策迷雾与全球治理的双重面纱
何平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
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翻译《货币之手》的。这本书的原名叫《神秘之手》，恰好符合我作为一名货币银行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人员长久以来对货币政策的感受。这种“神秘”有很多种来源，既包括社会公众对于货币政策功能的误解，也包括货币政策领域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还包括一些货币政策背后不可言说的真相。
货币政策的“神秘”根源
本书作者先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开始谈起，强调了央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后详细分析了 2008 年次贷危机的起因、过程和央行采取的救助措施，并讨论了新冠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复杂性；接着又对近十几年来全球主要央行在货币政策领域的创新及其初衷和得失进行了翔实的记录，同时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使得这本书成为一本很好
的学习现代货币政策的教材，而不仅是一本通俗读物。
作者曾担任比利时财政部部长和欧洲议会预算委员会主席，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许多货币政策决策者，并与之交流；也有机会参与一些重要会议，能够观察到一些重要决策的制定过程；再加上作者追求真理的信念以及揭露真相的勇气，使得本书成功地站在政策制定者的视角帮我们揭开了货币政策“神秘”的面纱。
破除对货币政策的片面认知
社会公众（包括很多市场参与者）对于货币政策很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一方面是，认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熨平经济波动，但在经济、金融危机时刻，货币政策可能会束手无策。这种片面认识削弱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们对于经济生活中较少出现的危机以及货币政策在其中应该发挥的作用不太熟悉。另一方面是，认为货币政策是万能的，只要央行敢于大水漫灌，就可以解决经济衰退问题。这种片面认识放大了货币政策的功能，其原因是人们并未意识到一些经济失衡问题可能与体系内的货币流动性无关，自然也就无法用单一的货币政策来解决。
本书很好地破除了这两个方面的片面认识。作者从一开始就致敬了两位经济学家――亨利·桑顿（Henry Thornton）和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强调了除常规的货币政策之外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责的重要性，这两位经济学家都撰写了关于金融危机事件和央行发挥最后贷款人作用的著作。接着，作者通过对次贷危机后各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的阐述进一步向读者清晰地展示了在重大经济、金融危机中，央行在充当最后贷款人之外还可以采取的众多货币手段，包括量化宽松、负利率等。同时，作者也充分意识到了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在引言中，作者引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印度银行前行长的拉格拉姆·拉詹的话，清晰地表明了一个观点：单纯依靠货币政策可能只会满足公众的期待，只有实施结构性改革，
才能真正解决经济失衡问题。
在中国，这两种对货币政策的片面认识普遍存在。许多金融市场专家对于货币政策尤其是利率政策的分析和预测，往往拘泥于短期需求，而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市场化、城镇化、货币化程度不断提升，社会产出不断接近自然增长率，传统的凯恩斯分析框架中基于均衡增长的产出缺口（就业缺口）、通胀缺口是很难度量的，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短期需求调节就失去了依托。我们的货币政策时刻都在配合着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而这些结构性调整往往是长期的。同时，当下中国经济正在朝着由创新引领的高质量方向发展，过去的由要素驱动的粗放式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我们需要调整现有的产业结构，重组市场主体，优化市场生态，这必然会使经济增长处于过渡性的放缓状态，导致市场中呼唤大规模货币刺激的声音此起彼伏，但很显然，简单的大水漫灌式的货币宽松是无法解决当前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的。事实上，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也受到了过剩产能、过量存货和过高杠杆的约束，不一定通畅。
货币政策学术研究与实践密不可分
货币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是存在一定程度的脱节的。学术研究关注的问题往往是抽象且具有普遍性的，而政策实践面临的问题则是具体且特殊的。比如说，许多经济学家秉承的是弗里德曼的货币中性理论，认为从长期来讲货币供给是中性的，只需保持和经济增长一致的货币供给就可以了；而在货币政策实践中，秉承这样的理念显然过于理想化
了，一方面，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不太可能满足货币中性理论成立的条件；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央行可以做到对于经济出现的失衡坐视不管，即便只是短期的失衡。然而，实践不能简单机械地执行理论并不代表实践可以脱离理论的支撑；秉承货币长期中性的理念，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采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政策，而是要以货币中性理论为基准，
结合实际，针对背离理论假设的情况采取精准而有效的措施，但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书很好地展示了货币政策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实践之间的距离，同时也清晰地展示了两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不仅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助力形成清晰的方向和思路并避免基本的逻辑错误，同时还需要对现实情况有通透的理解以及综合统筹的能力。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重大事件对所有政策制定者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本·伯南克毫无疑问为我们充分地展示了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完美结合。我不能完全苟同作者对于次贷危机成因的分析，但我却百分之百赞成他对伯南克在危机后推出的一系列极具创新、高度灵活、教科书级别的货币政策的溢美之词。从长端利率调整，到资产置换，再到扭曲操作等一系列货币政策创新无一不是基于对金融市场的深刻理解，又无一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伯南克对 20 世纪“大萧条”的跟踪调研以及在金融危机领域的学术研究最终获得了最好的回报。
作为一个经济结构不断调整、市场环境不断发展的国家，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远比发达国家更为复杂，而且是任何人都没有经历过的。这种复杂性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使得许多人产生了对于学术研究和国外实践的盲目信仰。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部分学者乃至政策制定者试图用一个大而全的模型精准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状况，用于预测经济未来的走势并进行政策校准，然而，这样做可能是徒劳的。经济学和物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宏观经济模型的主要用途在于定性分析；由于无法控制实验环境，定量分析只能作为参考，而无法作为决策依据，更何况现代社会经济的复杂性使得所有的宏观经济模型的拟合度都很低。简单复制国外实践也只是权宜之计，不管是泰勒法则还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中国都缺乏必要的经济环境和制度基础。以坚实的理论为指引的政策制定是如此重要，但又如此遥不可及，我们亟待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货币政策框架体系，而这需要我们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相向而行、久久为功。
尽管备受争议，央行还是占据了现代社会的中心位置，从普通百姓到达官贵人，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近百年来，尽管央行的不当政策被认为是许多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但这并没有削弱央行的重要性，反而使其获得了监管与督导的职责。关于货币，许多知名人士都会引用一句话，即“谁控制了货币发行谁就拥有了世界”。尽管这句话的源头已经不得而知，但显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重要性是得到了全球几乎所有学者、金融从业人士和政府官员的一致认可的。央行闪耀的光环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任何货币发行都会带来社会财富的再次分配，货币发行往往被人们定义为征收“铸币税”，但很少有人去探究这些税收的真正去向。
警惕现代货币理论及政策道德风险
本书对于表面光明正大、造福百姓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的改变以及其他负外部性进行了大胆揭露，并定义为各种“综合征”。对于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央行而言，其货币政策有溢出效应，从窃取邻国财富，到惩罚储蓄者，再到加剧财富不平等，这些无一不是大国央行行长华丽辞藻背后竭力回避的真相；不负责任的短期货币刺激还可能以伤害本国未来的经济为代价，透支未来、过度杠杆、加剧泡沫、削弱实体经济、忽视经济结构改革，这些问题均集中体现了不为世人所知的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风险。
我们很容易被一些国际“货币流氓”的包装所迷惑。近年来，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很流行，它被很多人所追捧，有些人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主张“功能财政”，即政府用创造货币的方式进行支出，财政政策的目标不是平衡，而是实现充分就业。现代货币理论将“财政赤字货币化”做了最大限度的拓展，成为赞
成政府债务进一步增加的理由，很好地支持了一些国家增加政府支出的主张，解决了公共政策资金约束的顾虑。然而，如果一国的货币是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其货币发行产生的债务将由全球各国共同承担，其外部性以及财富转移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应容忍这种只顾本国充分就业而不负国际责任的货币财政政策。当然，我们同样也要
警惕本国货币政策制定者的道德风险，杜绝推出短视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在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环境下显得尤为重要。
经济世界里的各种“手”
16 世纪，英国哲学家、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即在一个组织良好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自利动机与竞争共同驱动一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和组织引向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决策和行动。在他的杰作《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认为，每个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和做许多其他事情一样，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牵着去实现一个他无意为之的目标……通过自利，他常常也同时为社会做贡献，并且可能比他想要做公益时贡献更大。我也从未听说那些一心为公的人真正做了多少好事”。
亚当·斯密认为，“看不见的手”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使市场成为一种不断地“通过竞争将个人的贪婪转化为社会一般福利的均衡机制”。亚当·斯密对市场作用的洞察所形成的正式阐述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人文学科存在的起点。
基于亚当·斯密理念的政策显著提高了世界各地人民的福祉，这些变化或多或少与《国富论》的出版同时发生。经济历史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N. McCloskey）将这一转变称为“（福利）激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与其合著者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在关于一般均衡理论的开创性教科书中写道：“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是对经济平衡关系最基本的诗意表述。”
然而，在极左派看来，“看不见的手”所描述的经济制度慷慨地奖励了自私无情的强者，却牺牲了穷人与弱者。这种观点对亚当·斯密来说很不公正，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他也承认，人的行为与动机远远不限于简单的自利。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在几个世纪以来获得了无数共鸣，但令人惊讶的是，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看不见的手”仅提到四次，而且每次都涉及个人行为无意中导致的有益后果。其中一次，亚当·斯密描述了一个酷爱奢侈品的富裕地主，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奢侈品的追求为成千上万的穷人提供了工作和收入。另一次，亚当·斯密讲到一个资本所有者以自己认为最能盈利的方式使用资本，从而为数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收入。因此，只有像亚当·斯密这样的天才才能理解“看不见的手”产生作用的前因后果，但在经济学领域中，除了“看不见的手”之外，还有很多只“手”。
20世纪美国经济史学家和企业经济学家小艾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写道，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企业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所取代，成为现代经济中最强大的制度。钱德勒在其代表作《看得见的手》（The Visible Hand）的序言中宣称：“本书提出的主题是，现代企业在协调经济
活动和配置资源方面取代了市场机制。在许多经济部门，管理成为‘看得见的手’，并取代了亚当·斯密所说的市场力量那只‘看不见的手’。”钱德勒把美国商业分为两个阶段：1850 年前和 1850 年后。两个阶段之间的标志性事件是 1850 年前后大型铁路的兴起。1850 年前，为有限区域内的消费者生产单一产品的小型单品类企业占据主导地位，这类企业的经营活动“由市场和价格机制调节”。1850 年后，为广阔区域的消费者生产不同产品的大型多品类企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们的经营活动“由企业员工而非市场机制调节”，这一协调机制“产生了比市场机制调节下更高的生产力、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利润”。
今天，距亚当·斯密的理论已过去了两个半世纪，距钱德勒的理论也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反思“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之间关系的本质仍然会带给我们诸多启发。例如，管理资本的“看得见的手”在多大程度上、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忽视市场力量这一“看不见的手”？管理协调的“看得见的手”难道不也必然受制于由消费者自主权、投入和资本市场所共同决定的产品市场行为的约束吗？也许更合适的说法是，“看得见的手”是“看不见的手”驱动下的反应。翻翻企业史也能很快发现，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最终决定了什么样的组织能够生存下来。如果忽视竞争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管理协调这只“看得见的手”绝不会成功，甚至无法生存。
抛开钱德勒“看得见的手”这一概念的优点不论，时至今日，在政治家、官员和监管机构的种种行为背景下，这一词语已经牢牢地融入了经济词汇中。“看得见的手”对经济、社会和政治进程的影响比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更加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看得见的手”不会以隐蔽而微妙的方式产生影响。
政府“看得见的手”专注的工作是纠正市场失灵，以及提供私有市场不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公共产品。然而，在采取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中，“看得见的手”也能够取代市场机制。国家资本主义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与自由市场的竞争要素，以及一定程度的自由贸易和国际投资相结合。
研究政府和监管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分为“帮助之手”和“掠夺之手”。当政治家和官员密切地参与到经济和工业领域时，这显然是“帮助之手”。政府指导经济进程，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官员的身份和职业诉求。当然，“帮助之手”模式也会存在腐败空间，但常常十分有限且在可控范围内。因此，当“帮助之手”占据主导地位时，政府虽然有时会失灵，但相对有限。
然而，如果“掠夺之手”成为常态，政府就会成为经济的掠夺者和破坏者，腐败现象滋生，任意征税与监管随之而来。优秀人才不再从事生产，而是投身寻租行为。当“掠夺之手”占据主导地位时，“看得见的手”就无法提升公共福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帮助之手”常常会转变为“掠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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