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初成于1940年的夏天,五年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十余年来,中外学子读之,引之,莫不奉为经典巨著。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k Mote)教授穷十余年之力移译此书,上卷已于去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印行,都七七八页。书出未久已为彼邦学者购买一空,纯学术性著作销售如此,洵不多见,同时也可知此书的历久不衰,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萧先生在英译本前言中提到,“原书是在很不利的情况下完成的”。所谓“不利情况”指的是抗战时期,当时先生“飘泊西南”,“糊口四校”,在敌机轰炸的情况下完成著述的。这可说是萧先生的“抗战精神”——在极艰困的环境里完成“任务”。
但此书的成功不能只靠“抗战精神”,在抗战之前,萧先生早已具备著述的优异条件。我们读此书,但觉脉络通贯,内容丰富,行文洁美,议论公允,很难想像作者经营之苦心孤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题为西洋体裁,不见于传统的著作之林,故作者必须自辟蹊径。然若要开出康庄坦道,不入歧途,则必须于西洋政治思想史著作有所涉猎,以及于政治思想一概念有明确的认识。萧先生早年留美,先后在密苏里大学与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都以政治哲学为专业,且从名师游。当时密苏里大学哲学教授赛宾(George H.Sabine)虽尚无赫赫之名,但后来于1937年完成《西洋政治思想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一书,名噪一时,而三年之后萧先生也完成《中国政治思想史》,师弟东西辉映,而二书皆成经典之作,可称美谈。萧先生在康奈尔的博士论文则是讨论近代西洋政治思潮的专著,题目是《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 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于1927年在伦敦出版,并列入“当代心理学哲学以及科学方法丛书”,复又经牛津大学指定为“近代名著”(Modern Greats),当代政治学大师拉斯基(Harold J.Laski)推誉此书之“学力与魔力均极雄浑,为政治学界五年来所仅见”。萧先生以中国学者精研西方政治思潮,获得西方第一流学者之敬重,可知他对这一门学问造诣之深。
萧先生以此一深邃的造诣,回国教授西洋政治思想史。同时以所学来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并开课授徒。具备治学的观点与方法之后,整理工作的重点主要是资料的搜集与选择。但搜集与选择的工作并不容易。在搜集工作方面,资料虽多,但散在群籍,非有明锐的观察力与极大的耐心与劳力,难获全豹。有些中国政治思想史著作之所以挂一漏万,即因此故。至于在选择工作方面,有二重困难:一为甄别政治思想史料,不与其他思想史料相混,此有赖于对“政治思想”这一概念能确实地掌握,譬如铺轨驶车,才有所准则。二为有些作者排列史料,上下几千年,无论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各种文献,少加分辨,于是犹如迷航,不知所至。而萧先生于战前在清华授课时,已将中国政治思想史资料作系统的整理,充分地搜集,严格地选择,曾辑有《中国政治思想史参考资料》,线装六册,作为授课的讲义,同时亦奠定了撰写《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萧先生运用他的政治学观点,历史的方法,在艰苦的后方——成都——完成此一七十余万字的巨著。
三十余年来,此巨著之嘉惠学子毋庸赘言。以此书中某些章节为基础撰成专著者,亦大有人在。今后必有更多的学子因读此书而得益,谨略举书中精彩之处,以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