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1929年2月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成立“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Studies），标志美国汉学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二战后美国取代法国成为西方汉学的领导者，其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本土学术的影响也日益巨大。除了自身的因素之外，美国汉学的崛起得益于不少外部条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学术支持。1929年6月，也就是“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问世后不久，由国立京师图书馆和北平北海图书馆合并改组后的新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正式建立。此后20年，在袁同礼馆长的杰出领导下，这个近代中国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如中文书籍标准化编目、协助美国各图书馆建立并丰富中文馆藏、发行英文期刊传递中国学界动态和成果、安排馆员访美、签订《中美文化关系备忘录》等，这一系列举措主动、及时地回应了美国汉学发展的多元诉求，同时也促进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自身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有关海外汉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美国更是关注的重点，从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到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从《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到《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从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到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各类研究著述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但对于美国汉学崛起的动力，特别是其与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多重联系，一直不为学界所知，雷强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20世纪美国汉学逐渐摆脱欧洲的影响，在继续关注中国古代文明的同时侧重近现代中国的研究，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以往学界将这一变化主要归结为人的因素，特别是费正清（John K. Fairbank）强有力的号召和影响。雷强的研究揭示，由于受到平馆编目的引导，30年代之后美国各大图书馆放弃了“厚古薄今”的采访方针，大量购买近现代中文书刊，为美国汉学的转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图书文献作为外部资源如何作用于学术的内在理路，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层面都是一个重要问题，雷强的探索无疑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最早知道雷强是通过我的老师孟华教授，她说：“这是一个执着于学术、有前途的年轻人，在浮躁的当下不可多得。”就我所知，这在孟老师是非常难得的高度评价。雷强从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效力国家图书馆多年，对于馆史，特别是袁同礼的丰功伟绩，一直情有独钟。目前已经出版的国图馆史局限于该馆已公开的中文档案资料，对于外部联系关注不够，至于民国时期和美国汉学界的交往更是语焉不详。雷强的研究不仅还原了工作单位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更是对国图先贤的致敬，除了袁同礼，本书中还有对顾子刚、王重民、钱存训等前辈的生动描述。
雷强虽然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但对史学兴趣浓厚，对史料用力甚勤。除了国图自身的各类文献，他还广泛收集并充分利用了美国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恒慕义（Arthur W.Hummel）等公私档案中的一手英文资料，将研究建立在异常扎实的基础之上。史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史料学，这一特点不仅体现在本书中，也体现在雷强的其他著述中。无论是在学期间，还是毕业之后，我每当遇到文献问题，特别是牵涉到近现代中外关系的，就毫不犹豫向雷强请教，而他每次都会迅速地给出满意的解答。“教学相长”在我们之间绝不是一句空话。
唐人刘知幾认为史有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雷强在这三方面都已经具备了良好的训练和积累，相信他在今后一定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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