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推薦：
《
人工智能辅助艺术创作与设计应用实战
》
售價：HK$
116.8
《
天下、中国与王朝：中国古代政治地理结构再认知
》
售價：HK$
101.0
《
缥缈 典藏版（1-5）
》
售價：HK$
258.5
《
揭秘立体翻翻书 我们的中国+地图 精装硬壳儿童3D立体书 小学生中国地理百科 少儿百科知识翻翻书启蒙读物
》
售價：HK$
228.6
《
短线交易天才 我如何从商品期货市场赚到100万 拉瑞威廉姆斯著经典投资期货交易入门技术分析
》
售價：HK$
74.8
《
长江人文馆：中国近代史
》
售價：HK$
60.5
《
漆法乾坤：《髹饰录》八讲
》
售價：HK$
85.8
《
医美必修课：科学变美的实践指南
》
售價：HK$
140.8
|
| 編輯推薦： |
|
1．本书从本土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古代政治传播，属于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接地气的解读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以水舟理论的进展为线索，考察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传播互动。统治者靠它稳固统治，革命者靠它争取人心，改革者靠它建设社会，百姓也借此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统治者、被统治者之间达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利益各方都顺水推舟，民心的大船也就在中国历史的河流上声势浩大地开动起来了。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目前已有的理论建构与文献综述；2.结合尧舜、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时代的社会情境与政治传播实践，采用内容分析的方式梳理水舟隐喻的含义演变过程，构建民心传播框架。3.统治者的水舟论政治实践分析。4.被统治者的水舟论政治实践分析。5.总结水舟论在中国古代政治传播中存在的困局，阐发水舟论对当今时代的意义。
|
| 關於作者： |
谢清果，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福建省高校新世纪优秀人才，兼任华夏传播研究会会长、福建省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中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福建省传播学会常务副会长、厦门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华夏文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主编有《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华夏传播研究》《中华老学》等，并主编有《华夏文明传播研究文库》《华夏传播学文丛》《经典与传播研究丛书》《两岸关系与海峡传播研究文库》《华夏传播研究论丛》《中华文化与传播研究丛书》《华夏传播学读本丛书》《中华文明与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丛书》等八套丛书，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人文社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重大项目4项，在《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60余篇，出版《华夏传播学引论》《华夏传播研究:媒介学的视角》等著作34部。
王婕，女，山西长治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已在《东南传播》《中国道教》《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等刊物共发表11篇论文。主要研究方向：华夏传播研究。曾主持2017年长安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项，荣获福得建省2019年传播学年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一等奖。
|
| 目錄：
|
绪论 何以水舟隐喻？——构建华夏政治传播理论的观念基础 1
一、引言1
二、研究对象：水舟观念 7
三、研究视角：政治传播 11
四、研究方法：隐喻与观念史 15
第一章 水舟观念：水舟话语的历史流变与隐喻生成 22
一、“水舟观念史”的数据耙梳 24
二、援舟入水的话语演变路径 29
三、水舟观念的政治隐喻生成 37
第二章 载舟覆舟：舆论博弈视角下的水舟政治实践 45
一、顺水行舟：自上而下的舆论管控 45
二、顺水推舟：士人政府的理想情怀与政治实践 50
三、弱水承舟：被统治者舆论建构的传播机制 54
第三章 舟行水上：民心政治的传播逻辑与理论胚胎 59
一、从“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开去 59
二、水载舟行：以水舟论为典型体现的民心传播逻辑 62
三、作为民心政治传播理论胚胎的水舟观念 67
第四章 民水君舟：传统民心政治交流模式的权力偏向 70
一、天何言哉：中国传播思想史的基源问题 70
二、代天言说：言说嵌入政治框架 73
三、中国古代政治场域中的信息交流路径与传播模式 79
第五章 水舟相济：新时代民心政治的人民至上逻辑 88
一、舟领水疆：解蔽传统民心政治的传播“陷阱” 88
二、新水舟论：社会主义民心政治对传统民心的超越 94
三、民心是最大的政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党的政治建设 98
第六章 水舟原型：中西文明与媒介叙事的比较研究 113
一、从媒介本体的“水舟”隐喻追问水舟原型差异何以必要？ 114
二、中西水舟的原型比较及其叙事建构差异 119
三、中西船的结构隐喻比较与认知路径差异 126
四、中介与中连：中西水舟叙事的媒介性分野 130
第七章 上善若水： 《道德经》水道隐喻的镜像媒介功能 139
一、以水喻道：上善若水的本体隐喻 141
二、以道观水：水与道的镜像映射路径 144
三、媒介道说：老子水道隐喻对媒介哲学的本体论启示 148
第八章 千舟并发：中国古代航海与海洋文明价值重估 153
一、华夏航海史的媒介阐释：一种技术取向的文明传播实践 154
二、文化地理学视角下中国古代海船的物质性考察 156
三、海船技术传播的媒介偏向与文明特性的调节作用 160
四、重构中国航海叙事：中华文明传播复兴的时代答卷 164
五、浮游于多舟之上 167
后 记 169
附录：水舟二十四史梳理表 170
参考文献 221
|
| 內容試閱：
|
何以水舟隐喻？
——构建华夏政治传播理论的观念基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太过于耳熟能详，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日用而不知话语背后埋藏着诸多自以为熟知实则陌生的玄机。面对水舟隐喻，大部分学者多从中国古代政治传播情境出发，去思考中国古代对君民关系的认知，将其解读为一种辩证思维的、注重民心的政治智慧表现。实则，“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一政治价值理念，诞生于特定政治环境下随权力博弈应运而生的舆论与民心运作的实践。
在简单的八个字背后，暗藏了诸多现实的历史故事。“大风暴起，龙舟沉没”的国家治理隐喻最初是载舟覆舟的现实境况。即便到了明代，仍有皇帝覆舟暗示丢失政权的案例记载。正值宁王朱宸濠叛乱之际，明武宗朱厚照热衷北巡南征，劝阻的群臣被下狱高达百余人。此时王守仁已擒获贼首，武宗竟然压下捷报游乐江南整整一年。正是在游乐途中，明武宗“舟覆被溺，遂得疾”，并在短短7个月后去世，年仅31岁。在水舟隐喻背后，既有中国人的人格理想，也有无数错综复杂的舆论博弈。在唐代甚至出现了学子因赶考途中不幸翻船，最终因“失所载，考中下”的案例，并被收录在正史之中。与此相对应的是，史书中多处记载官员遇风浪而临危不惧，平安上岸后被加封的例子。如《宋史》中记载丰稷在出使高丽的航行中遭遇大风，“舟几覆，众惶扰莫知所为，稷独神色自若”，宋神宗因此晋升其为监察御史。
多方主体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反复交锋，产生了配套变动的制度博弈。世界由各种实力结构连接起来，武力只是博弈实力最显而易见的一种，民心代表着实力博弈的一个重要环节——如何将认知的观念，通过舆论的操作转化为一种政治实力，才是关键所在。武装军事、舆论角逐、制度规则、道德伦理、政治哲学……在“水舟”观念背后牵连着一系列的政治实践，水舟也成为华夏政治传播智慧的元隐喻。
（一）本书主要内容
在水舟隐喻的背后，首先是道与器物的合一——水舟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一种器物。为此，首当其冲的问题是：水与舟是如何勾连在一起，并形成一种政治传播观念的？从一种物质实体到一种观念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环境的培育。河流和海洋对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只有返观最原初的文化情境中去探寻水舟的物质原型，才有可能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
其次，水舟可以成为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权力博弈的框架。作为政治文化的经典隐喻，水舟论通常出现在臣子或知识分子对统治者的劝谏情境中，它是古代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对政府统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传播关系的共同认知，具体体现在社会各方借用民意而展开的权力博弈与制度设计上，充斥着古代知识分子肩负家国的理想情怀和腥风血雨的民意争夺与舆论争斗。从水舟的隐喻中，我们或许能够管窥王朝更替的传播密码。
再者，对中国人而言，追问“水舟”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一种精神上的信仰。以水舟论为典型体现的政治传播观念正是管窥中国古代民心政治思想的一块棱镜，它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中，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发展社会主义民心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念的胚胎。从水舟观念切入中国古代民心思想研究，恰如在政治学天空与历史学海洋的交界之处，撑一艘政治传播的竹筏，以水舟观念史为线索勾勒中国古代民心的思想图谱，进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建构挖掘来处、探寻归处。
最好的继承即为创新，这就要求我们首先透过“水舟”观念的表象，去追问水舟隐喻底层的交流路径与传播模式，在此基础上方能看清楚传统民心政治的困境。回望华夏历史，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指向“大一统”，哲学的基本问题指向“天人关系”，交流作为贯穿政治生活场域的一条主线，其最为突出的特色在于将言说嵌入宇宙论之天人关系，在言说与秩序的交互建构下形成了定于一尊的一元传播体制。“传播与秩序”构成中国传播思想史研究的基源问题，具体涉及天道、传播与秩序三个主体，由此引申出“传播何以在观念上连接道与秩序，何以在实践中平衡自由与秩序”两条重要线索。在政教文明的逻辑下，天人关系想象影响着中国古代一元化的传播体制格局与“大一统”的政治秩序的互构。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思想遗存，中国古代的民心思想难免因其时代的局限性而存在诸多隐秘的圈套，天道民心的政治叙事和圣君贤臣的政治想象在增强文明韧性的同时也使中国社会不免坠入王朝更迭、文明止步的陷阱。为此，在解构传统民心思想陷阱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新时代水舟论的新内涵，是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
最后，自然的意义有待人类去开显。从媒介的视野出发，以“船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为切片，显现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处境对媒介、技术、自然、文化的感知差异。这部分的灵感最初来自《奇云》中海船的媒介隐喻，这个媒介隐喻不仅在全文中多次出现，彼得斯还在对海洋和河流的差异剖析中直接点明这是“两个文明之间的轴心差异”，他所引用的海船媒介隐喻会不会同样存在这种差异？即基于中西对“水舟”自然感知态度下的媒介理解差异？基于这一设问性质的思考，我们在文献阅读中发现很多有趣的探究，比如黄旦就以“海之‘船’”为引，将中国天地人船共在的关联意象与海德格尔“天地人神”类比，“船”与“神”一字之差，看似共性，却恰恰与水舟原型的比较相暗合——中方船代表人类智慧，将天地人中和在一起；西方船是上帝（神）的化身，是人类渡河的工具。更有趣的是，研究发现这一媒介理解的分野在水舟原型中就已经赫然显现了。
水舟作为一个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意象，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极为相似的共同概念隐喻。物质性的水在早期的东西方文明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具有独特生物学意义的舟，则揭示了人的技术属性。在不同文明中，水舟形成了不同的叙事建构。例如西洋文明传统中，船几乎是一个永恒意象，贯穿于其宗教、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其中引用最广泛的代表莫过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创造的“国家之船”的结构隐喻，而同时期的中国则诞生了圣人作舟的政治叙事，哲人王与内圣外王的政治理念在船喻中不期而遇。东西方水舟叙事的差异彰显的并非文明的隔阂，反而暗藏着中西文明的交汇与人类文明的共性，揭示了人类共同的核心议题，其差异则暗含着不同的文明对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同思维。这种方向性的差异不仅仅是研究本国政治观念的一个他者镜鉴，更是不同文明面对人类政治发展这一核心命题的不同实践方案。中西“水舟”原型叙事同样暗含着中西媒介观念的潜在差别。水舟有着天然的媒介意象，其中彼得斯的媒介反思最具有代表性，“对于人类这个物种而言，只有通过存有中航行的各种舟楫，自然的意义才能被显现出来”。由此，彼得斯开启了一股从媒介角度切入理解海洋的浪潮：正因为有了船，海洋才由沟壑变成了媒介，船因此成为媒介之媒介。
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于共性中寻找差异，集中比较“中”“媒”“介”等概念，并借助关于生死媒介的不同感知来阐释“介”和“和”的效果偏向，并与媒介学的发展路径相结合分析；另一方面于差异中寻找共性：在西方从工具论走向本体论、存在论的过程中，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德里达等都深受《道德经》《庄子》的影响。德国学者卜松山就认为道家不言、容器、人与自然一体的观念以及其文明批判倾向对西方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探索提供了理论资源。由此引申传播学本土需要警惕的问题：西方对整合技术与自然、媒介与存在的思考深受中国哲学的熏陶，但中国传播学界对媒介学的接受仍主要依赖于西方传播思想史的主流路径，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却没能利用好自己传统资源的创新性转化。本研究以《道德经》文本为语料，通过认知语言学分析的路径，从本体论及认识论意义上去剖析《道德经》文本中由水及道的、镜像一般的映射机制，以剖析水与道在隐喻构建过程中所发挥的镜像一般的媒介功能。以期在此基础上，探讨《道德经》的水道隐喻能够为理解当下媒介的特性及其功能带来哪些启示。
彼得斯的可贵之处在于揭示了舟船的媒介属性——在致力于探索人类交往空间的航海实践中，舟船作为信息交流的物质载体将不同的文化运送到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航海实践本身就是多元文化传播、碰撞和交流的旅程。海洋与陆地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人类生存的境况，也影响了中西文明的分野。通常认为，中国是陆地文明，实则华夏也拥有灿烂辉煌的航海历史。为此，最后一章节从传播学角度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航海实践，不仅仅是在立足史料的基础上还原中国古代航海实践的真实面貌，更具有深刻的媒介学意义，同时也是建构华夏文明传播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
（二）文明的传播偏向
回到文明传播，中国这片土地似乎有着神奇的魔力，来到这里的文明都在这里得到了交融，实现了时间上的延续。从文明的源头走来，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相继仰赖于大河的滋养而形成人口集聚，纷纷创造出青铜器、原创的文字和最初的国家制度。和汉谟拉比法典与空中花园等历史遗迹一般，文化遗迹诉说着祖先的骄傲成绩，那是一个文明创生时代的荣耀。然而，似乎晚生的文明更具有生命的活力，最早出现的巴比伦、埃及及印度古文明都在一次次外族入侵的铁蹄下被消磨殆尽，古老的文字成为难以破解的万古谜团，只留下空中花园、金字塔等遗迹，给后人留下无尽的想象和遗憾。远在美洲的玛雅文明更是因地处偏远而一无所知。出生最晚的华夏文明和希腊文明同期发展，希腊有雅典书院，中国有稷下学宫；泰勒斯说水滋养万物，于是提出万物源于水的哲学命题，老子则说水生万物，提出了上善若水的道论；柏拉图提出了哲人王，华夏则出现内圣外王的圣王观念。在这一被雅思贝尔斯称为轴心文明的时代，人类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发轫，奠基了人类文明的基调。
然而，从波斯帝国到罗马帝国再到贵霜帝国，国家的强大总是带来国土的入侵和扩张，而其文明也在一次次被征服的动乱中难以被完整地留存。于雅典创办的柏拉图学园代表着古希腊罗马哲学和知识的高峰，却在千余年的历史中沉寂，直至文艺复兴时期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拉斐尔创造出《雅典学院》壁画，把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如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聚于一堂，并将自己也画在了雅典学院之中，大众才惊奇地发现雅典学院的存在。反观中国，从殷商的甲骨文开始，文字始终延续未曾断代。老子的《道德经》《周易》等很多文字内容都延承于甲骨文、金文之中。稷下学宫的故事更是影响了中国文化教育体系的发展。从秦汉唐宋的政治，无非是法家、道家、儒家、佛家等综合的文化实践。而在漫长的中世纪里，东方想象更是占据着西方人的心。虽然也历经外族的入侵和洗礼，但中华文明的血脉从未中断，并留存至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历经千年而衰竭，而传入中国的佛教却至今方兴未艾。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文明的传承似乎有种特殊的魔力，那是一种跨越时间的传播偏向，其典型体现为文明在人的身上的延续，特别是作为一种集体人格而被继承和改造。
时间来到1912年，清政府在传统意义上也是一个盛世。从盛世到封建腐败的距离有多远？这恰恰体现了文明传播时间偏向的弊端，即落入历史轮回的怪圈。阿伦特认为历史是事件推动的而非观念，对比大航海时期的西欧文明凭借血腥的扩张迅猛崛起，而同时期的中国虽然航海先进（以郑和下西洋为巅峰的代表）却并不倚强凌弱。中国的水舟遵循着交往共生的逻辑，自汉武帝派张骞出西域打通海上丝绸之路，而后形成的被西方广为诟病的天朝与天下体系，往往更愿意通过和平的方式与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其不过也是水舟政治观念从国内政治走向国际关系的海上延伸。正是共生的文明交往带来了时间的延续，避免了同西方那些大帝国一样的快速扩张带来的文明毁灭。但这套传播观念在保证帝国王朝漫长而稳定的统治之余，也让中国两千年文明故步自封。
李约瑟难题从清代历史的媒介选择中或许可以得到答案：放弃航海技术，投入大量经费转而选择偏向时间的媒介——投入对古代经典的整理和研究以维护社会稳定和道德秩序，耗时20余年完成了约8亿字的《四库全书》的编纂。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停滞与航海发现机遇的错失恰恰与这些事件密切相关。反观近代中西势力的易位，中国的改变微乎其微，改变的是西方世界。从工业文明到航海大发现再到殖民入侵，强势地位的文化主张主导着世界历史进程的命运。而中国也从曾经的天朝上国在世界形势的更易下变成了愚昧落后的代表。然而，中国做出这样的媒介选择是一种偶然还是必然呢？文明本身是否存在着对技术发展偏向的影响？文化属性与媒介技术是否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
（三）民心与水舟之光
与以往对中国新闻舆论史的研究不同，本研究认为舆论伴随着政治的发展而具有适应性，本质上是有自生力的，由此产生了民心、舆论与政权之间的博弈与互生。布尔迪厄在1982年《“人民”一词的使用》中指出人民大众这一类字眼，其实是知识分子在符号斗争中争夺的符号筹码，知识分子通过控制言说“人民”“大众”的表征权威，可以获取他所希望得到的符号利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出现了圣贤治世与天道民心叙事在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实现了系统性整合，对这一秩序建构模式的反思正是本研究联想的开始。
福柯认为权力关系生产知识，而知识则维护和强化了权力关系。卡斯特在《传播力》中进一步将之阐释为权力关系说：权力的本质就是关系，即拥有权力的人和臣服于权力的人的关系。维护权力有两种办法，一种靠武力，另一种是思想控制。思想控制，其实就是借助一套话语体系去实现国家权力合法化的过程。在此视角下，文化就被解构了。民心，作为一种舆论建构，被多种力量所利用和争夺，目的就是为了稳固统治。就像唐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说的那样，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对现有秩序产生不利影响就会被抹去，传统是固定下来的被选择的意识。那么，“天道”信仰，“德”“礼”“圣贤”，全部都被去魅了，都沦为政治手段的遮羞布。
然而，真的仅仅只是这样吗？这显然与我们的文化体验相矛盾，令人深感痛心。离开中国政教文明的内在逻辑和德性文化背景，忽略政治实践的结构性差异，套用西方概念阐释中国历史，就会陷入怀疑和虚无的陷阱。对上述疑惑的解答需要我们反观中华文化背景，从文明的源头去梳理和寻找依据，方能给出一套有力的说服。
本研究以为，以民心传播为底层逻辑、以得民心者得天下为标志性论调的水舟论，闪耀着民本思想的光芒，为社会主义民心政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坚固厚实的理论根源和思想灵光。华夏传播理想之要旨在西周时期就已成型：以自我身心的内在传播（修身）为整套传播系统的起点，通过坐忘、慎独、诚意正心（儒释道殊途同归）等种种路径“内求诸己”以求“内圣”，而后以心传心、推己及人、通过言传身教等灵活的教化方式“外求诸人”（《周易程氏传》）实现“外王”，由此构成一种“意—心—身—家—国—天下”同频共振式的传播体系。这套模式呈现为修身与治国相统一的同心圆结构，进一步延伸出圣贤的理想人格和礼乐教化的社会传播方案，最终形成一套天人合一的、系统性的、整体性的传播模式。但当代的民心政治理论并不是对传统思想的照搬全抄，在借鉴传统民心思想的同时，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蔽传统民心政治的困境，发展出新的民心政治理论。
中华文化的修身养性，一是由内及外的传播结构，二是在与自然、自我、他者关系的调试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也就是藏在修身养性里的第二个重要的传播逻辑。钱穆在《民族与文化》中言：“科学发现似乎定要一种向外精神的。可是人类相处却不能如此，一定要一种各自反求诸己、尽其在我的精神。”或许这也隐藏着中西交流观的关键差异。无穷的问题涌入脑海，深感我所知的就是我一无所知，只能用一些初步的思考抛砖引玉，希望同读者一起循着水舟的表象，抽丝剥茧，去追问文明与历史的真相，去思索人类的前程与未来。
|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運費計算
| 聯絡我們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