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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道歉？”“为什么不道歉？”
日德两国对二战反思的差异如何形成？读这本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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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战争责任和国家道歉的问题，日德两国国内与邻国之间都曾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冲突和争议。而在战争结束八十年之后的今天回看，德国反思历史的态度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赏，日本却仍不时陷入历史问题的舆论纷争。二者之间为何存在如此之大的差异？
來源：香港大書城megBookStore,http://www.megbook.com.hk
作为出生于战后日本的德国思想史研究者，作者在本书中尝试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出这一问题的方方面面。尽管德国和日本的战后思想看似相似，但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既因为两国在近现代历史、社会文化背景上的不同，也受到战后国际格局的影响。作者从战胜国对二者的定罪处置、对战争责任理解、战后国家形态、战后两国所处的地域性周边环境等的不同入手，尤其侧重介绍两国知识分子思想以及其对国民影响力度的差异，为我们理解日德两国历史问题态度差异提供了全面而深刻的视角。作者也希望日本社会能在了解这些历史脉络差异的基础上，更多向德国学习和借鉴，以解决与东亚邻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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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仲正昌树
1963年生于日本广岛。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学博士，现为金泽大学法学类教授。专攻社会思想史、比较文学史。著作有《货币空间》《后现代的左回旋》《“隐藏之神”的痕迹》《“法”与“法外之物”》《法的共同体》《历史与正义》《“不自由”论》等。
译者
暴凤明，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学院副教授，东亚语言文化学会理事，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专业会员，中华日本哲学会会员。译有《隐性社会规则：终身雇佣制塑造的日本》、《为什么要读人类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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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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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版序 李雪涛
序言 两种“战后”
第一章 两种“战争责任”
“国际军事审判”是骗局吗？
背负“违反人道罪”的德国
国家的责任与个人的责任
一亿总忏悔
受害者？加害者？
“普通的德国人”的加害者属性
第二章 关于“国家形态”
“国家形态”是否发生了变化
被割裂的“国家形态”
通向民族主义的“特殊道路”
日本的“特殊道路”
“历史学家之争”与身份认同
“宪法爱国主义”和“护宪和平”
后传统身份认同
不可能成为代理战争的“教科书问题”
“战败后论”的“扭曲”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实践”
作为思想武器的马克思主义
在日本“一切皆马克思主义”
文明与野蛮的连锁
“哲学”陷入“理性”的陷阱
丸山真男式的视点
1968年革命与分裂的左翼思想
沟通的理性与共同幻想
第四章 “后现代主义”的状况
后现代主义的引入与批判性智慧
德国的后现代主义
批判理论的“原点”？
在日本传播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新学院派的表演
媒体理论与“知识分子”的黄昏
普遍性与故事之间
结语
德国与日本 与战后思想相关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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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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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文版序
李雪涛
摆在诸位面前的这部《日本与德国：两种战后思想》是日本金泽大学法学系教授、专攻社会思想史和比较文学的仲正昌树（1963— ）于2005年在光文社出版的文库本。 我手头上的这本是2009年的第4次印刷本。这部书从“战后责任”“国家形态”“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四个方面，概述了德国和日本战后思想的演变：这两个战败国在很大程度上经历了相似的历程，但在关键点上仍存在明显的差异。仲正对这些差异性进行了分析，反思了日本在战后没有像德国一样进行彻底反省的原因。
自2004年我从波恩回到北京之后，由于工作的关系，同德国和日本的同仁有了较多的交往，每年也都会到这两个国家进行交流。说实在的，多年来我一直想弄明白为什么日本的战后反思不如德国深刻的原因。期间我也读过很多相关的文章，但几乎没有一篇对这一问题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答。直到后来读到了仲正的这部书，觉得他的分析非常有说服力。
一
对于战争的认识一般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的层面，他们会从思想和历史的层面对战争问题进行剖析；二是政治家的层面，通常是一种口号式的宣传；三是普通民众的层面，这主要与他们的经历、教育体系以及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实际上我们所了解到的所谓对战争的认识，常常是各种不同层面思想错位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教德语，课余的时候也在旅行社兼职，担任一些德国旅行团的导游。那时我还没有去过德国，对这个曾经的纳粹国家的了解仅限于一些影视作品。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旅行团的成员聊得很投机。第二天一大早，我跟他们打招呼时，模仿着电影中的镜头，右手行纳粹礼口中开玩笑地说：“Heil Hitler”，那几位温文尔雅的德国人，见此情景都露出惊慌失措的神情。之后其中的一位长者语重心长地跟我说，纳粹礼在德国是被严格禁止的。
后来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想找一本德文版的《我的奋斗》，但在大学的图书馆中没能借到。几经周折才在波鸿的一位德国朋友那里弄到一本，好像他也是从其他朋友那里辗转借来的。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用整整一个星期的时间读完了这本充斥着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等极端思想的“大杂烩”。当我将书还给我的那位德国朋友时，他如释重负地跟我说，他一直担心会出什么事。
2015年希特勒身亡70年后，《我的奋斗》开始进入公共领域。2016年，慕尼黑-柏林的当代史研究所（Institut für Zeitgeschichte）出版了两卷本的《我的奋斗》校勘本（Hitler， Mein Kampf. Eine kritische Edition， 2016）。我买了一本，但已然没有了当年的阅读热情。只是偶尔写作时需要引用原文的时候，才会查对一下。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多次去往德国北部的奥登堡（Oldenburg），拜访我在波恩房东海因茨（Heinz）的父亲。老人家向我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苏联被俘的经过，以及在战俘营的一些经历。在叙述的过程中，他不断地喃喃自语：如果当时元首没有犯错的话，苏联是必败的。在他眼里，苏联士兵除了伏特加和女人之外，完全不具备军人的职业道德。
而我在其他一些德国朋友家中做客时，也经常会在他们的起居室中看到他们已经去世的父亲或其他男性长辈的照片。令我吃惊的是，这些照片上的人常常是穿着军装的纳粹军官和士兵。
在我的印象中，这些纳粹的军人都是嗜血如命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怎么可能跟我的朋友或同事联系在一起呢？慢慢地我了解到，这些纳粹的“军官”和“士兵”，也曾是母亲心中可爱的儿子，妻子眼中体贴的丈夫，孩子们想要对他撒娇的父亲……他们也都曾有一个温暖的家，过着平静的生活，直至他们应征入伍，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亲情的链条中，他们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近年来我从事季羡林的留学研究，了解到他的博士导师瓦尔德施密特（Ersnt Waldschmidt， 1897—1985）也曾于1937 年 5 月 1 日加入过纳粹党，并于 1939 年 1 月 1 日成为反动组织纳粹德国教师联盟（NS-Dozentenbund）的成员。但他依然是一位杰出的印度学家、印度及中亚考古学家。
每一个生命都有其复杂性的一面。
二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国内一所高校任职的时候，认识一位名叫吉武百合的日本同事，她曾经给中曾根康弘（1918—2019）首相做过翻译。因为她的先生吉武正幸曾经在我的老家徐州生活过，并且会说德语，所以我们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饭聊天，吉武先生说他父亲曾经是铁路工程师，在徐州为日本军队服务。他讲到当时徐州的冬天特别冷，黄河故道全都结上了厚厚的冰，孩子们常常会在上面抽陀螺。吉武先生说，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而日本的教科书直到今天都没有这段历史，这不能不令人感到万分遗憾。在书中，仲正昌树提到，即便到了战后六十年的2005年，还有一些东京大学文科专业的学生误认为在二战期间日本是与美国一起对抗德国的。（第4页） 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战争结束后不久，东西方冷战局面形成，于是尽管日本和德国不久之前还是敌人，但它们很快被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作为西方国家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第5页）这也是为什么当代日本的大学生会误以为日本和美国从来就是一个阵营的缘故。
在日本，“反战和平派”（左）与“保守爱国派”（右）直到今天还在各种媒体上展开大辩论：反战和平派认为“日本至今没有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充分反省，而且正在走上危险的道路”，保守爱国派则认为“如果一直自责，那么日本将无法回归真正独立的国家”。（第3页）
仲正在书中提到，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战”、“战败”六十周年。这一年从年初开始，日韩之间围绕战后补偿的外交谈判、NHK改编慰安妇节目、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竹岛争端（韩国称“独岛”）、中国民间抗议日本的游行，以及宪法修正等一系列前哨战持续不断，引起了相应的热议。（第4页）可惜汉语学界对这些讨论所知并不多，这与我们较少引进日本关于战后反思的著作有很大的关系。
三
中国和韩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亚的最主要受害国，在日本认罪的问题上，他们经常拿德国与之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没有像德国一样对自己的过去彻底反省。仲正认为，德国对纳粹时代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彻底清算，并实施了各种战后补偿政策，这种积极努力“克服过去”的做法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日本由于在战争责任上态度暧昧，依然无法获得中国和韩国的信任——这种观点在日本国内时常被提及。（第5页）将德国作为“克服过去”的理想模式的主要是那些专门研究德国历史、德国思想、德国文学、德国政治等领域的自由主义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在强调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非人性后，介绍战后德国为防止再次犯下这样的错误而做出的真诚且系统性的努力，从而突显出日本（政府）在对邻国的“侵略”战争问题上试图回避“道歉”的“不负责任”的态度。（第5页）
对于这些左派的德国模式论，右派也会提出“反驳”的观点：其一是日本没有像纳粹那样实施计划性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其二是德国的道歉并非出于纯粹的道德，而是在国际局势中考量自身国家利益后展开的战略性外交。（第5—6页）日本著名的尼采专家、“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运动的核心人物西尾干二（1935— ）既肯定德国文化方面的“古老优良传统”，同时也强调政治方面的现实主义“狡猾性”。除了尼采的著作外，西尾还将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的著作翻译成日文，并出版了七十多部作品和三十多部译著。
仲正提到，他本人的专业是德国现代思想史，“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自由主义左派人士相对居多，而且我本人也朴素地相信‘对过去的反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与西尾的‘反驳’泾渭分明。然而，自由主义左派的德国模式论中有些观点过于理想主义，让我感到难以接受”，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开展外交时只考虑反省和博爱精神，而不考虑‘国家利益’”。（第6—7页）
仲正认为自由主义左派的僵化态度略显狭隘，也不认为右派人士坚称的“德国不能成为日本战后责任论的模范”有什么道理，他提出了一种分别对待的方式：作为日本“清算过去”的参考，学习德国一直以来的做法是具有一定意义的。然而，这并不是因为德国比日本具有更高的道德性，更真诚地反省了过去的错误，而是因为日本和德国在被追究战后责任的内涵上有所不同，战后所处的情境也有很大差异。（第8页）
仲正认为，德国之所以“真诚地”反省过去的错误，是出于一种被迫无奈：德国处于欧洲东西冷战的前线，经历了长达四十年的分裂，在与其他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时几乎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不同于德国，日本之所以敢“我行我素”的原因，仲正也做了分析：尽管日本也参与了东亚冷战，但与中国、韩国、越南不同，日本没有经历国家分裂或直接军事对峙。美国在东亚未建立类似北约的集体安全机制，而是通过单独的安全保障条约与各国合作，因此无需明确日本在“同盟”中的定位，也无需创建日本与周边国家和解的框架。（第8页）
那么，德国就没有值得日本学习的地方了吗？仲正认为，如果德国在特定环境下，能够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在“清算过去”方面获得比日本更高的评价，那么这种选择模式从结果上来看是合理的。即使这些选择可能只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权宜之计，但只要取得了一定成果，那么研究每个关键时刻背后的“德国式思维”便具有重要意义。（第9页）这其实是作为德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的仲正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思考的问题：以“清算过去”为中心，尝试比较德国和日本在过去六十年间的“战后思想”。（第9页）此外，他也特别希望通过与德国进行对比，尽可能具体地阐释日本一直对“自身过去”的态度暧昧不清的原因。（第10页）
四
1945年由联合国为德国的军事审判制定的《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六条，以及为日本的审判制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的第五条，规定了三种应受审判的罪行：“破坏和平罪”（crimes against peace）、“战争罪”（war crimes）和“违反人道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第17页）但日本的战犯们并没有根据具体罪名被判定有罪或无罪，而是被“综合地”追究责任。在判决书中也并没有使用“违反人道罪”这个词。因此，日本是否犯下了“反人道罪”，对外没有明确的结论。（第21页）
“违反人道罪”最初是针对计划性灭绝特定群体的行为设定的，如纳粹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日本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殖民统治以及同化政策并不适用于该罪名。虽然强征劳工和慰安妇问题可能涉及“奴隶化”罪名，但在战后并未被联合国提起。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属于“违反人道罪”的范畴，但未被联合国审判或日本司法追究。
与德国明确追究“违反人道罪”并进行国家赔偿的措施相比，日本对类似罪行的责任追究和赔偿未得到实施。日本政府在相关审判中常以明治宪法的“国家无答责原则”为依据，认为国家行为合法，无法追责，法院也认可这一观点。然而，“违反人道罪”在国际法中具有强制性，不应受到国家主权和“禁止事后法”原则的限制。仲正认为，日本法律界对这一罪名的接受度较低，这导致保守派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与德国在战争罪行的追究上有本质不同。这种看法虽然片面，但德国因惩处了“违反人道罪”而改善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表明这种外部“强加”也带来了积极的后果。
战后德国和日本在战争责任上的不同看法，在仲正看来都可以通过一个比喻来清楚地说明（尽管这个比喻不论是从左翼还是右翼的角度都会受到批判）：德国就像是一个因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而被彻底追究的原大恶人，最终对善恶有了更深刻理解；而日本则像是一个罪行相对不那么明显的原小恶人，只受到部分追责，因此在善恶标准上形成了不彻底的认知。（第23页）
五
仲正认为，德国和日本在探讨普通国民对战争责任的态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讨论对于两国的政治文化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德国，作为讨论国民战争责任先驱的实存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奠定了之后的基本框架。由于雅斯贝尔斯的妻子是犹太人，他在1937年被剥夺了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职位，并被禁止发表任何言论和出版任何著作。他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初在海德堡大学开设了题为《罪责问题》（Schuldfrage）的讲座课，展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考。（第24页）
雅斯贝尔斯在讨论德国二战后的责任问题时，强调了对“罪责”进行细致区分的重要性。他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领导者的刑事罪责表示肯定，认为这是正义的体现，但对占领当局强加给德国全体国民的集体罪责感到不安。他认为，这种强迫性的方法可能会阻碍个人对自己罪行的反思。
雅斯贝尔斯反对“集体罪责”（Kollektivschuld）的概念，认为应当避免将所有罪行统一归咎于整个国民，因为这会模糊每个个体所承担的具体责任。他主张每个个体应主动思考自己的罪行，并提出了四种罪责的概念：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的罪责。
根据雅斯贝尔斯对个人可能承担罪责内容的明确化，惩罚战争罪犯、向受害者提供赔偿与进行道德和宗教上的反省是不同的，不能混为一谈。在关于日本战争责任的争论中，左派认为必须先进行反省才能改善与邻国的关系，而右派则认为反省会导致巨大的经济负担。仲正认为，反省是个人内心的事情，不能通过政治手段强制实现，因此双方的争论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即便通过强制手段实现了所谓的“反省”，也是没有意义的。仲正写道：“这种无谓的混乱之所以仍在继续，可能是因为战后日本缺乏像雅斯贝尔斯一样能够为辩论提供清晰思路的思想家。”（第27页）
仲正同时提到了1985年5月20日，时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的冯?魏茨泽克（Richard Karl Freiherr von Weizs?cker， 1920—2015）在德国战败四十周年纪念日发表的题为《荒野四十年》的著名演讲——“荒野四十年”在《旧约圣经》中，指摩西和以色列民族因未能忠实遵守上帝的戒律，不得不在进入迦南之地前在荒野游荡四十年。他希望自己的同胞坦诚面对德国在纳粹时期的罪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强调了德国作为加害者的责任。他呼吁德国人要以尊严和责任感面对过去，并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他虽然承认历史责任，但像雅斯贝尔斯一样主张个人的责任和罪行应该得到区分。最终他强调与邻国和解的重要性，呼吁在欧洲建立和平、民主和人权的基础上共同生活。仲正认为，雅斯贝尔斯和魏茨泽克在将法律与政治罪责的解决与个人内省分开处理时，展现了一种既基于基督教神学背景又非常务实的策略。尽管有深谙德国情况的日本左派人士认为，这种务实背后可能隐藏着德国式的“狡猾”，但仲正认为这种“狡猾”正是日本人应当学习的。（第29页）
【在线试读】
第一章 两种“战争责任”
“国际军事审判”是骗局吗？
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面临追究“战争责任”的最初契机是联合国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基于纽伦堡和东京的两个国际军事审判，这两个国家的“战争罪行”受到审判，战争罪犯受到“惩罚”，这是在传统国际法和国际政治领域中无法想象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毋庸置疑，如果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违反了该国制定的“法律”，那么就会受到该国基于“法律”的制裁措施。反过来说，可以将“国家”视为一种权力体系（即“主权”），用来确保该国国民以及在其领土内活动的人们遵守“法律”。
然而，在国际关系或国家间关系中，不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超国家主权”或“超主权”的绝对权力，在超越国家主权的层面上，强制各个国家遵守国际法（各种条约、协议或国际惯例等）。此外，就国内法而言，如果存在对其解释方式的争议，法院将裁定“正确的解释”方式，但在国际法领域，没有拥有绝对权威的、作为最终上诉级别的法院。联合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担当了这种角色，但实际上联合国既没有实际的强制执行力，也没有法律权威。此外，战后初期的“联合国”只不过是“United Nations”的字面意思，即与德国、日本等轴心国作战的“诸国民联合”（即“同盟国”），并没有超越国家主权的权威。
当然，在不存在绝对主权的国际关系中，当发生争端时，特别是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时，没有最终裁决哪方是“正确”的权威。在战争的胜败实际上已经确定之后，战败方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赔偿（reparation）”来解决纷争。虽然看似是战败方的错，但这并不是通过法律辩论审判的结果，而只是事后对“胜者为王”的正当化。这与国家根据刑法或民法来判断谁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解决”国内纷争的方式根本不同。
像那样，尽管之前并不存在超国家的最终上诉级别的法院，但联合国方面还是设立了“法庭”，试图以类似国内刑事案件的方式，在法律上审判德国和日本与战争有关的行为。联合国方面设立这个国际军事法庭，并不是为了能够以任意的标准对战败者进行审判装门面，而是确认这个法庭是基于（应该存在的）超越国家主权而存在的普遍“法律”。为此，他们在法庭开庭前事先制定了“法庭宪章”，规定了将要审判的犯罪行为和审判程序等。
的确，仔细想想，在几乎可以确定被告“有罪”之后，为了追认其“有罪”而事后制定法庭审判规则的做法似乎是有些奇怪的。现代刑法的原则是不应该基于事件发生后制定的法律来判罚定罪（即“禁止事后法”）。然而，国际军事法庭这个突然登场的存在，显然与这一原则相矛盾，因为在它出现之前并没有绝对的法律标准存在。日本的超保守派人士经常提出“东京审判并不是基于普遍的法律原则，而是由战胜国强行施加的虚构”，这一主张的依据便在于此。我也认为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无论对方多么残忍，根据事后制定的法律依据来判定其“有罪”恐怕是不太公平。
然而，如果一味坚持认为“基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逻辑强行制定的法律是不合理的，不能被接受”，那么现存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国家主权和法律体系，虽然程度不同，但基本上都是由强势者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因此“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成为一种不合理。
事实上，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也是由明治维新的胜利者们随意制定的，并不是通过全体“国民”的自愿“同意”形成的。就算是美国这样的共和制国家，独立宣言发布时是否真正所有“国民”都独立自主地协商同意也是无法确认的。事后被迫“同意”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事实上，认为在宪法（constitution）确立“国家形态（constitution）”之前就存在构成国家的“国民”，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法律”在最初设立时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暴力”性的强制，关于这一哲学问题，拙作《法的共同体》（御茶水书房，2002年）的一章曾有所讨论，如果想深入了解，请参考该书。总之，如果一味坚持“强者胜利就是骗局”的逻辑，就会导致连本国已有的法律体系都被否定。这对右翼来说应该是得不偿失的。
我基本的看法如下：
由于胜利者事后制定“法律”的做法终归是不公平的，所以应该尽可能避免。但是，实际上，当谁也不曾预料到的大问题出现在“法律”真空状态下，“错误在哪里”，对此“谁应该负责”等问题不能确定的话，事态将无法得到控制。如果这一点十分明确的话，我认为事后重新构建适用于这种情况的“法律”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赢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得不允许的。尽管“法律”的创立方式本身可能是不公平的，但这与处于完全的无法状态下，强者纯粹通过暴力直接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相比，还是要好很多的。通过这种方式，赢家制定的“法律”是真的能带来和平，还是会引发新的争端，是无法立即知晓的。恐怕只能花时间来观察它所产生的效果。
我个人认为，迄今为止，联合国针对日本和德国事后制定的“法律”在两国，以及之后几个国家的“民主化”和“政治稳定”方面发挥了直接或间接的积极作用。当然，原本应该是这一“法律”制定中心的美国却时常做出违背它的行为，并且最近这种情况变得尤为明显，这是另一个问题。
在左翼人士中，有些特别短视的人经常强调，“在伊拉克战争等事件中，美国无视了自己制定的国际法规则，所以那些东西是无效的骗局”，但是按照这个逻辑来想，如果执政党的政治家、高级官员等当权者若无其事地违反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那这些法律就变得无效，法治就会荡然无存。仅仅因为规则是强者出于自己利益的考量制定的，便全然无视其在现实中带来的“一定的积极效果”，进而企图全面否定那些规则的做法恰恰与超保守派指责东京审判是一种欺骗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
在日本，鲜明对立的反美左翼和超保守派常常会通过这种（非现实主义的）完美主义的辩论达到“几乎一致的结论”。这正是二元对立的情况。正如稍后所述，德国也常常出现以反美为核心的左右两派达成“共同步调”的现象，但德国的知识分子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国家所处的立场，而且在历史上，例如在一战战败之后，他们已经经历了类似模式的深刻讨论，因此我认为他们的讨论不会像日本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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