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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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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史记》中的二十一篇，涵盖了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全部《史记》作品，也展现了《史记》的主要特色。作者在选编不同时代、内容的篇章时，对所选篇章进行了必要的节选与删减，统于特定主题之下，既确保了书稿篇幅不至过长、内容精当，也使读者能完整把握关键史实发展脉络；注释严谨，评析扼要，既适合作为小学到高中在校学生及老师文史方面的拓展阅读，也适合有一定文史基础及阅读兴趣的一般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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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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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精读》是“中华文史经典精读丛书”之一种，所选篇章大体按时代顺序编排，分为六编：三代兴衰、春秋争霸、战国纵横、诸子百家、秦汉帝国、英雄悲歌。导言简述司马迁的生平和《史记》的撰作过程、创作宗旨、体例特点、史学和文学价值。正文选录篇目包括原文、注释、评析三部分，注释疏通关键字词的含义等；评析深入浅出，解读篇章相关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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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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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平，江西上饶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现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文学研究。在《文学遗产》《国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档案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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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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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司马迁与《史记》 \\ 001
第一编三代兴衰 \\ 001
《夏本纪》（节选） \\ 002
《殷本纪》（节选） \\ 008
《周本纪》（节选） \\ 019
第二编春秋争霸 \\ 043
《齐太公世家》（节选） \\ 044
《晋世家》（节选） \\ 055
《越王勾践世家》（节选） \\ 070
第三编战国纵横 \\ 081
《苏秦列传》（节选） \\ 082
《魏公子列传》 \\ 103
《廉颇蔺相如列传》 \\ 112第四编诸子百家 \\ 125
《孔子世家》 \\ 126
《老子韩非列传》（节选） \\ 166
《孟子荀卿列传》 \\ 175
《孙子吴起列传》 \\ 185
第五编秦汉帝国 \\ 199
《秦始皇本纪》（节选） \\ 200
《陈涉世家》 \\ 215
《项羽本纪》（节选） \\ 227
《高祖本纪》（节选） \\ 241
第六编英雄悲歌 \\ 255
《伍子胥列传》 \\ 256
《刺客列传》 \\ 269
《屈原贾生列传》（节选） \\ 292
《李将军列传》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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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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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与《史记》导言《史记》由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鲁迅先生对它有着极高的评价，称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那么，这部伟大的著作是如何诞生的呢？
一、 司马迁其人
司马迁，字子长，出生于史官世家。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朝的太史令，曾从唐都学习天文历法，向杨何请教过《周易》，从黄生学习过黄老之术，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曾撰《论六家要旨》，评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派，推崇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
司马迁出生于这样的学术世家，从小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太史公自序》称其“年十岁则诵古文”。所谓“古文”，是指有别于汉代通行文字隶书的战国籀文。其后，司马迁转益多师，受学于董仲舒，向其请教过公羊派《春秋》之学，并从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时，司马迁开始在各地漫游。《太史公自序》曰：“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漫游回来后，司马迁进入当时的郎官系统，成为郎中，担任汉武帝的侍从官。在此期间，他奉命出使巴、蜀、邛、笮、昆明等地，也就是现今的四川、云南一带。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礼。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不被允许参与，因此大病一场。时逢司马迁出使西南而归，司马谈执其手而泣，嘱咐司马迁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司马谈去世三年后，司马迁继承父业，担任太史令。太初元年（前104），由司马迁、公孙卿、壶遂等人制定的《太初历》颁行。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投入大狱。当时虽然可以用钱赎罪，然而司马迁“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报任安书》），最后被处以宫刑。受刑之后，司马迁担任中书令，甚受尊宠。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因巫蛊之祸而被论罪腰斩。司马迁在其临死前回复了一封信，名为《报任安书》，向任安陈述他遭受宫刑之后的心路历程，以及撰写《史记》的情况。司马迁的卒年仍不可考，大致在汉武帝末年。
二、 《史记》的成书
《史记》是一项由司马谈和司马迁父子二人共同完成的事业。从《史记》的一些篇章来看，司马谈应已完成其中的部分篇章，顾颉刚先生在《史林杂识初编》中曾论及这一问题。如《刺客列传》曰：“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荆轲入秦在秦王嬴政二十年（前227），司马迁生年距荆轲之死尚有九十二年，公孙季功和董生既然与夏无且游，必定是秦末汉初人，不可能为司马迁讲说荆轲刺秦王之事，因此这里的“余”，其实是司马谈。《郦生陆贾列传》同样如此，此篇记平原君、朱建事，赞曰：“平原君子与予善，是以得具论之。”朱建曾担任黥布相，其子应该出生在秦、楚之际或汉初，也不可能与司马迁交善，因此这篇也是司马谈写的。但毫无疑问的是，《史记》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成于司马迁之手。
司马迁撰作《史记》的最直接动因是受他父亲的嘱托。据《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再三嘱咐司马迁继承他的遗业，完成这部伟大的史著，甚至以“孝道”督促司马迁。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接任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这里的“史记”泛指历代史书，“石室”和“金匮”为汉代藏书之所。司马迁充分利用太史令的职务之便，广泛收集史料，为撰写《史记》做准备。
太初元年前后，司马迁开始在其父的基础上撰写《史记》。他不仅利用当时的图籍档案，还将在各地漫游过程中了解到的风俗人情、传闻异说以及旅行过程中的真切体验和感受写进《史记》中。如他撰《孔子世家》，赞曰：“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写《屈原贾生列传》，赞曰：“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写《淮阴侯列传》，赞曰：“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此外，他在朝廷任职期间，有机会接触各阶层人物。这些交游进一步丰富了《史记》的材料来源，加深了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如《冯唐列传》曰：“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想必冯遂给他讲述过不少关于冯唐的事迹。《李将军列传》曰：“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可见司马迁亲身见过李广。
天汉三年，司马迁因李陵之事遭受宫刑后，《史记》的书写有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如果说在此之前他撰《史记》是继承孔子之志，为《春秋》之后的三百多年历史以及其间的“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那么在李陵之祸后，司马迁更多地转为发愤著书，通过《史记》抒发郁积于胸的愤懑，通过《史记》立言立名。他在《报任安书》中曰：“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他从孔子等人身上汲取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在遭受宫刑这一巨大耻辱之后，发愤继续完成《史记》的撰作。
征和二年，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概述了《史记》的篇数：“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可见在此之前《史记》已经完成。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如《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刘宇曾“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汉书·杨恽传》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汉书·艺文志》曰：“《太史公》百三十篇。”“史记”一词，原泛指史书，大约在东汉桓帝时，“史记”之名已经通行。
三、 《史记》的体例
《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共分为五个部分： 其一为“本纪”，共十二篇，以编年的形式记叙历代帝王及王朝之事；其二为“世家”，共三十篇，主要记载王侯贵戚及其家族兴衰；其三为“列传”，共七十篇，叙述社会不同类型、不同阶层的人物，以及部分少数民族的历史；其四为“表”，共十篇，以表格的形式简要记载各个历史时期王侯将相及相关事件；其五为“书”，共八篇，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各类专门事项的记载。五者相互配合，综合叙述了从五帝到秦汉近三千年极为纷繁复杂的历史。
司马迁所创立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囊括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等多种形式，对后世的史书撰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代赵翼《廿二史札记》曰：“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四、 《史记》的创作宗旨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述其撰作《史记》的宗旨：“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句话该如何解释，古今有许多争论，我们需要结合《史记》的情况，来解释其具体含义。
所谓“究天人之际”，“际”是两种事物的分际、璧合之处，所以“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究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司马迁之前，“天人感应”思想已有所发展，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进一步提炼了这一思想。简单地说，上天会根据人的行事降下灾异或福瑞。帝王如果行善政，上天就会降下祥瑞，以示嘉奖；如果屡行恶政，上天就会降下旱灾、洪水、饥荒等灾害，以示惩戒。具体到普通人，一个人如果积善行德，会得到上天的护佑，反之，则会遭受相应的惩罚，这是当时被普遍接受的观念。但司马迁在记述历史时，发现天与人的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他在《伯夷列传》中大发议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这种观念提出了质疑。伯夷、叔齐本为商末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在殷商灭亡之后，因不满周武王“以臣弑君”的行为，不食周粟而亡。司马迁认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积仁诘行，如此而饿死”；孔子的学生颜回甘贫乐道，却早早地夭亡。“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而春秋时期著名的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司马迁不禁对天人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深的疑惑：“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因此他要在撰述历史的过程中，探究天与人纷繁复杂的关系，这便是“究天人之际”的具体含义。
所谓“通古今之变”，是指“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即从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出发，探究其背后的规律。司马迁尤其注重对王朝兴盛和衰亡的记载，而中间经过则多简笔勾勒，其目的是突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盛”和“衰”，为当今社会提供鉴戒。诸如《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等，均包含这一思想，这便是“通古今之变”的含义。
所谓“成一家之言”，是指司马迁在《史记》中，寄寓了其对历史规律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历史人物的是非褒贬，在对历史的叙事和批判中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立言的方式，以成就不朽之名。《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的名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强调“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便是想通过《史记》来立不朽之名。并且，他想立的不只是他一人之名。在先秦至秦汉时期，“家”一般指学派，如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等，所谓“成一家之言”，是指为史官这一群体立不朽之名。
五、 《史记》的流传、亡佚与续补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到，他在完成《史记》后，将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即将正本藏在名山之中，副本放在当时的京城长安。司马迁去世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汉书·杨恽传》）。
《史记》在成书后流传不广，一方面是因为《史记》记载了大量的权谋计策、地形要塞、天象灾异和宫廷秘事等，中央政权有意控制，避免这些知识四处流传。如《汉书·宣元六王传》载，东平王刘宇“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大将军王凤对曰：“《太史公书》有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阸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另一方面，《史记》在成书后，常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代表。据裴骃《史记集解》引卫宏《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西汉末年扬雄指责道：“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东汉时期这种言论更是屡见不鲜，光武帝建武四年（28），范升上书：“《太史公》违戾《五经》，谬孔子言。”（《后汉书·范升列传》）班彪也认为司马迁不能“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后汉书·班彪列传》）。班固甚至指责道：“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扬名后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士也。”（《文选·典引序》）
或许正是由于以上两种缘由，《史记》在司马迁去世后不久就已有所亡佚。《汉书·艺文志》曰：“《太史公》百三十篇，十篇有录无书。”班固的《汉志》承自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可见至少刘向在宫廷秘书中看到的《史记》已有亡佚。《后汉书·班彪列传》引班彪《略论》： 司马迁“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汉书·司马迁传》：“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那么，究竟有哪些篇章亡佚了呢？《汉书·司马迁传》颜师古注引曹魏张晏的说法：“迁没之后，亡《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对此多有争议，或认为十篇为草创未成（刘知幾《史通》），或认为部分亡佚（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据余嘉锡《太史公书亡篇考》（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考证，《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在汉代均已亡佚，今者所见为后人所补。除此之外，《史记》还有一些篇章也为后人所补，如《三代世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等。
在众多的续补者之中，褚少孙最为著名。褚少孙是西汉有名的博士，“治《春秋》，以高第为郎”（《史记·龟策列传》）。《史记》中有“褚先生曰”的内容为褚少孙所补，如《三代世表》《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外戚世家》《梁孝王世家》《田叔列传》《滑稽列传》。至于《孝景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傅靳蒯成列传》六篇为何人所补，至今难以考定。
六、 《史记》的注本
《史记》在汉代流传不广，褚少孙常感慨求《史记》部分篇章而不得。如《史记·三王世家》曰：“列传中称《三王世家》文辞可观，求其世家，终不能得。”魏晋时期，《史记》流传稍广，东晋徐广作《史记音义》；南朝宋裴骃采先贤之说，作《史记集解》；至唐代，司马贞作《史记索隐》，张守节撰《史记正义》。后三者被称为“三家注”，在宋代与《史记》本文合刻，成为后人阅读《史记》必须参考的注本。
此后，注释、考证和研究《史记》者，代不乏人，较有代表性的有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适的《史记探源》、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以及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今人韩兆琦的《史记笺证》《史记全本全注全译》，等等。
七、 本书的体例
本书以赵生群先生领衔点校修订的《史记》（中华书局，2013年）为底本。该版本在顾颉刚先生等人的点校本基础上，修订了原书的部分错误，并参考了日本和敦煌所藏的古钞本，是目前较为精良的版本。本书的注释力求简洁明了，主要参考《史记》“三家注”、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和韩兆琦先生的《史记全本全注全译》，可信从者直接依据，如有异意，径下己见，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本书所选篇章，按照时代顺序大体分为六个板块： 其一是“三代兴衰”，节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的部分内容，以展现从夏禹到西周末年的历史。其二为“春秋争霸”，选取了《齐太公世家》《晋世家》《越王勾践世家》的部分内容，以展现春秋时期的霸主，如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等人相继争霸的历史。其三为“战国纵横”，选取了《苏秦列传》《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具体表现战国这个得士者重、失士者轻的时代，以及纵横家、战国四公子等人的活动过程。其四为“诸子百家”，选取了《孔子世家》《老子韩非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孙子吴起列传》。春秋晚期至战国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大爆发时期，诸子百家在这时期纷纷涌现，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板块选取了部分传记。其五为“秦汉帝国”，选取了《秦始皇本纪》《陈涉世家》《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的部分内容。在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大分裂之后，秦始皇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但这个帝国在十几年后便轰然倒塌，经秦末起义与楚汉战争，刘邦建立起了汉帝国。本板块展现的是这一段历史。其六为“英雄悲歌”，选取了《伍子胥列传》《刺客列传》《屈原贾生列传》《李将军列传》。司马迁身遭宫刑，将心中之郁愤尽数倾诉于《史记》之中，他对那些心怀忠贞之质却屡遭坎坷的英雄充满着同情，本板块即选取了那些被司马迁欣赏、赞佩的人物故事。
书中或有疏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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