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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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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葡萄酒在人们的印象中都是“舶来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自古就有酿造葡萄酒的传统。葡萄酒也是文明交流的见证，它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在中西方之间传播。德国汉学家柯彼德沿着“史前葡萄酒之路”，寻访从欧洲、中亚到东方的葡萄酒产地，尤其在中国，他从古代典籍、考古发现谈及当代酒庄和名酒，他书写了葡萄酒史的中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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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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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梳理了中国葡萄酒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并在欧亚文明交流的背景下看待中国葡萄酒文化的地位。本书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中国从远古时期到近现代，每一个时期葡萄酒的酿造、饮用、传播、文化等各个方面，相当于一部中国葡萄酒的通史。本书共13章，每一章对应特定的历史时期，每一个时期的葡萄酒历史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主题。本书旨在说明，葡萄酒并非“舶来品”，中国早在9000年前就利用野生葡萄酿酒，《诗经》等古代诗词有大量关于中国葡萄酒的记载，而中国葡萄酒史也是一部文明交流史：葡萄酒并不是单一起源于西方，而是在亚欧大陆有多个起源地，从史前时代就开始传播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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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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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彼德，德国汉学家，美因茨大学翻译学、语言学与文化学学院中国语言文化系教授，长期从事汉语教学、科研和文化研究，曾任德语区汉语教学协会会长，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德国汉诺威中国中心董事等职，并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国内高校的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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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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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葡萄酒文化研究的权威之作/帕特里克·麦戈文
前言
第一章 酒文化与葡萄酒文化：中华文明与人类进化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第二章 中国亦然：太初有酒
第三章 传说、神话和传奇：中国上古时代的饮酒文化
第四章 夏商周：举世无双的发酵与酒礼文化
第五章 适度与节制：作为社会行为规范的儒家思想之酒礼
第六章 丝路美酒：汉朝与西方的接触交流
第七章 汉唐之间：道教的长生、出世与酒趣
第八章 美酒与华章：盛唐气象
第九章 文人士大夫的浅斟慢酌：葡萄酒在宋朝
第十章 秋泉红与大玉海：元朝的葡萄酒生产与贸易
第十一章 禁欲主义与专制主义的夹缝：葡萄酒文化在明清两朝的衰落
第十二章 品重醴泉：新时期的葡萄酒先锋
第十三章 走向世界之巅：中国葡萄酒生产与消费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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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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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葡萄酒文化研究的权威之作
帕特里克 · 麦戈文
德国美因茨大学柯彼德教授的《琥珀光与骊珠：中国葡萄酒史》是中国葡萄酒文化研究领域的一部权威著作。从旧石器时代的迷雾到当代的蓬勃发展，这本书将葡萄酒在中国数千年来的兴衰变迁娓娓道来。尽管读者通常不会把中国与葡萄酒联系在一起，但如今的中国又像元朝时那样遍布郁郁葱葱的葡萄园，人们也随之开始关注这片土地上的葡萄酒业。
无论真品还是仿冒，法国葡萄酒或许仍是富人的宠儿，但正如柯彼德教授在最后一章中指出的，中国葡萄酒业迅速发展，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中国也开始关注本土葡萄品种及其独特的风土条件。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葡萄酒生产以每年20%—30%的速度增长，不仅在产量，而且在消费方面有望超过其他国家，这一点对于一个人口大国是可以预期的—在柯教授撰写本书时，中国仍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超过14亿）。同时，中国的优质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也将占据一席之地。
我对柯教授直呼“彼德”，我们相识于在中欧多地举办的葡萄酒及考古领域的学术会议，他工作和居住的格尔默斯海姆市（Germersheim）就是其中的一个举办地。该市位于法尔茨地区，是德国一个赫赫有名的古老葡萄酒产区。前不久我们还一起乘坐他的“丝绸之路巡洋舰”—一辆配有特别装备的标致牌房车，参观了德国巴伐利亚和弗兰肯地区的中世纪酿酒厂。彼德和妻子扎赫拉（Zahra）曾驾驶着这辆久经考验的房车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冒险—他们勇敢地穿越了中亚，然后返回德国。没有多少西方人能完成这样的壮举，马可 · 波罗也会为他们感到骄傲！扎赫拉是土生土长的伊朗人，在西亚以及曾经通用波斯语的部分中亚地区，她在与当地人的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彼德则拥有东亚语言方面的优势。
作为中国语言学和文化学教授，彼德精通汉语，能阅读古典文献并批判性地评估那些对理解中国古代葡萄酒有意义的内容。除了借他人之眼从文学和语言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古代葡萄酿酒史，彼德的中亚之行还使他得以目睹当地壮观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多种“葡萄酒文化”—正是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人工栽培的欧亚葡萄（Vitis vinifera sp vinifera）走进了人类文明史，而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葡萄酒文化”实现了野生葡萄的人工驯化，并将这些葡萄品种传播到了中国。
彼德和扎赫拉的中亚之行绝非普通的观光旅游。当然，他们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等地欣赏了著名的绿洲美景，但与此同时，无论是在塔吉克斯坦的费尔干纳谷地，还是浩瀚凶险的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意为“有去无回之地”）沙漠边缘较不为人所知的绿洲，他们不断寻找和古代葡萄酒有关的任何证据。郁郁葱葱的费尔干纳谷地在古代就以葡萄酒闻名，公元前2世纪时张骞将那里的葡萄树带回中国，种植在长安的皇宫旁。彼德和扎赫拉沿途也频频驻足考古遗址与博物馆，拜访项目负责人和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并与他们讨论这些发现是否可能为古代葡萄酒文化研究提供新的认识。他近距离观摩了许多考古发现，其中不少尚未公布。例如，令人神往的粟特文化是彼德关注的一个重点。粟特人在3—7世纪的中亚贸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的文化似乎浸透了葡萄酒，并将葡萄酒带到了唐代中国。彼德还拜访了几位祆教祭司，他们至今仍在延续古粟特人的传统。简而言之，这次充满冒险的中亚之旅目的非常明确：尽可能多地了解欧亚葡萄酒如何传入中国及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彼德满载着他对当地葡萄酒文化的新知离开，同时意识到还有许多埋藏在沙漠中的秘密吸引着未来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科学家们前来探索研究。
彼德的著作以一篇令人深思甚至是哲学性的前言开篇，探讨了古代人类如何开始制作发酵饮料（这些假说的名称十分引人注目，如“质的飞跃假说”“醉猴假说”和“旧石器时代假说”）。接着，他讲述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酒精饮料的生物分子考古发现：来自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河南贾湖遗址的化学和考古植物学证据。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年代约为公元前7000—前5500年。1贾湖酒精饮料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先民已经在探索发酵工艺，使用本土野生葡萄制作出一种真正的“极致发酵的饮料”，所使用的原料还包括蜂蜜和一些史
上最早的驯化水稻。大约同一时期（约公元前6000年），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南高加索及邻近山区，本土欧亚葡萄正在经历类似的进程。
这仅仅是彼德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中国葡萄酒的一个例子，在他对数千年中国葡萄酒文化的阐述中，这种综合视角贯穿始终。继贾湖之后，彼德接着介绍了米家崖遗址（西安东郊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附近）大麦啤酒的科学证明，其年代测定约为公元前3000年。大麦是一种西亚谷物，最早在那里实现了人工栽培和驯化。早在史前时代，大麦就沿着当时的“丝绸之路”（彼德称之为“葡萄酒之路”）从伊朗出发，途经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穿越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主要地貌的塔里木盆地，走过具有战略意义的甘肃河西走廊，到达中国中部山西省肥沃的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正是借助这条直线距离长达五六千公里的通道，作物驯化和发酵饮料技术的“创意”才可能双向流动。敦煌、西安和安阳等重要聚落也正是在这条路线沿途建立起来的。随着贸易的繁荣，驯化作物、实物制品或技术革新的其他证据留存下来，静待考古学家的发现和解读。
彼德的这本著作并不局限于葡萄酒，也涉及中国独有的曲法酿造粮食酒。中国人使用各地不同生态环境中的微生物群，特别是真菌搭配秘制草药培育酒曲，将大米、小米和高粱的淀粉转化为可发酵的糖分。栖居于酒坊屋椽的酵母菌飘落到曲饼上，将糖转化为酒精和二氧化碳，完成剩下的发酵步骤。可能早在商朝和西周时期，也就是公元前两千纪早中期至公元前一千纪早期，中国人就已使用这种方法制作发酵饮料。
彼德还提到了另一项技术创新—蒸馏法，他认为此法源于9—10世纪的一位伊朗医生，后来从伊朗传到了蒙古人那里。作为北方草原上的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蒙古人征服并统治了中原近200年。不过，鉴于许多其他中国事物都具有悠久的传统，我对这一假说持怀疑态度。我更倾向于相信蒙古蒸馏法是在公元1000年后的数百年间自中国独有的另一项发明改良而来，而不太可能是通过史前的“葡萄酒之路”从伊朗传入中国的。当然对此尚待更多的研究。
各种酒精饮料，包括葡萄美酒，在以音乐、舞蹈和诗歌助兴的庆祝筵席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彼德讲述了那些爱酒名士的传奇人生和饮酒诗人们的佳作，例如3世纪的“竹林七贤”。他们复兴了道家理想，将饮酒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与儒家礼教的束缚形成了鲜明对比。几个世纪后，唐朝（618—907）皇帝与“酒中八仙”等诗人一道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造力，而葡萄美酒正是这些人的首选饮品。
彼德的著作满溢着他对葡萄酒及其他中国酒类文化的热忱和博识，我在此只是粗略地介绍了其中的些许内容。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将葡萄酒置于从史前至今的中国历史和更广泛的东亚、西亚和中亚历史大背景中的著作。他的标志性成就值得尊敬和肯定，如同我在古代葡萄酒研究领域所获得的认可—我曾受邀在德国葡萄酒之都美因茨的古城堡上手植一株雷司令葡萄，与欧洲政界和葡萄酒业权威人士栽种的葡萄树并列。
彼德自己栽种的葡萄树应该是一个中国本土品种，也许可以栽种在山西太原以南的“葡萄与葡萄酒之乡”。我永远不会忘记与彼德一起在那里品尝黑鸡心葡萄酒时的激动心情，惊叹于它的美味和彼德对中国古代葡萄酒文化深刻且广泛的理解。他的专属葡萄树将结出累累果实，并恰如其分地成为他的学术纪念碑，正如这本《琥珀光与骊珠：中国葡萄酒史》。
干杯！
2019年5月
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美国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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