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安德森（KaY Anderson）英国达拉谟（Durham）大学地理学教授。授课内容涉及文化地理学的很多方面，包括自然的殖民文化、种族和认同的政治学。长期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从事这些议题的研究，体现在专著《温哥华的中国城》（Vancouvers Chinatown，l991）和其他著述中。还出版了阐明文化概念和系谱以及作为分支学科的《文化地理学））（Cultural Geographies，1999）。她担任《人文地理学进展》（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期刊的编辑。
例如，在对富有的中国香港人向温哥华的移民研究中，米切尔（Mitchell，2002）展示了这个移居者阶层打乱了有关社区之长久假定的方式，论证了连接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作为民族，首先与一个有情感的社区形式相关，与此有关的描述包括地方性、生根、价值、社群主义、领土等。这些描述显示出与加拿大政府真实实践的相互矛盾，政府试图保护自由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议程以及管治摩擦。虽然民族的文化叙事是那些定居地及其地方意识（地方精神）的叙事，但国家在1980年代的实践则鼓励地方的流通、加速和渗透（通过快速资本的进入）。按照移民的“商务”分类进入国家的富有跨国移民，通过其实际资本的具体化证实了这一矛盾。正如可以观察到的，正在驶入温哥华城乡的资本主义“跨国”－移民，一般依靠的是资本的浪潮，像旅居者一样表现出频繁地往返穿越亚太地区，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地方”归属，这些移民以某种极其显著的方式证实了民族话语和国家行动之间的矛盾性。
全球交流，特别是媒体传播已经变得如此普遍和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现在许多人要求某种既全球唯一又“全球普遍”的形式（Hannerz，1996）。然而，大多数文化地理学家既避开启示录式的思想，又避开从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再生产的日常实践中抽象出的认识论庆典。尽管跨国文化空间的概念最初起源于文化研究的批判学者和人类学家，但文化地理学家已经开始调查研究跨国网络在住房和家的形式及意义上的作用（Mitchell，1998；Vasile，1997），调查研究邻里和文化空间（Featherstone and Lash，1999；Walton-Roberts，1999）以及资本联系和跨国商务纽带影响文化意识的途径，或相反过程（Dwyer and Prinjha，2000；Jackson and Crang，2000）。
文化的跨国研究首先是民族志研究，并且必须是多位置的和多空间的，以便突出地方、人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大多数文学批评不同，地理学研究引用了当前的认识论认识和现场经验研究。跨国性的文化地理学验证具体化的移动和移民的实践以及／或者商品和资本流，并且分析这些关于国家边界和国家、公民和社会的文化建构的各种流动。正是经济和文化过程与跨境研究理论的相互交织允许这类丰富的相互作用，跨国研究的最好学者可以继续在这一方面开展研究。
有关跨国主义的未来研究存在几个可获得成果的领域。例如，因为外汇的制约，对跨国移民的经济效益的概念化研究仍然是有局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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