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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阅读任务
自序
狂人日记
孔乙己
药
明天
一件小事
头发的故事
风波
故乡
阿Q正传
端午节
白光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
知识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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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鲁迅，幼名周樟寿，生于光绪七年（1881年）。其时大清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已逐步半殖民地化：割地赔款、开放口岸、丧失主权、财政危机。第一批官派留美学生被强行全部召回，洋务运动屡遭阻挠。
周樟寿出身于书香世家，他接受了严格、全面的传统教育：7岁开蒙读《鉴略》，10岁读《论语》，11岁读《孟子》，12岁入三味书屋，16岁前读完“四书”“五经”，此后读《尔雅》《周礼》和《仪礼》。
13、14岁，祖父被判“斩监候”，父亲被取消乡试资格“斥革”在家。周家变卖产业营救祖父。周樟寿避难于亲戚家，被蔑称为“乞食者”。此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兴中会”成立。16岁，父亲因病去世。17岁，两度受辱于亲人：身为长子的周樟寿出席家族会议，叔祖们强迫他在不利自家的协议上签字；叔祖母教唆他搜罗母亲首饰，然后散布谣言说他偷东西。
18岁，诀别“士人之路”：中断读书应试的“正路”，拒绝幕友、商人这两条岔道，离家赴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因族中长辈认为“当兵”不好，为不辱家族名声更名为“周树人”。继而因该校“乌烟瘴气”而转考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22岁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绩毕业，获得官费留学日本。26岁弃医从文。其间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义和团运动兴起，大清国同时向11国宣战，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孙中山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
留日时周树人加入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誓做“革命之骁将”；率先剪辫，并作诗《自题小像》以自明心迹：“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他翻译西方文艺、介绍科学发展以启发国民思想；师从革命家章太炎学文字学，进行文化寻根；与同学顾琅合著《中国矿产志》，被政府批准为中学堂参考书；发表五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破恶声论》，讨论文明再造的原理性问题，在世界历史与世界思潮的基石之上，奠定了自己思想的基础，提出“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29岁，周树人归国任教、引导青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入职中华民国教*部，主责文化、艺术、博物馆、图书馆、通俗教育等事项。1913年袁世凯胁迫国会选举其为正式总统，设立中央特务组织——京畿军政执法处，出台一系列文官惩戒制度，大肆拘捕、枪杀革命党人。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袁世凯复辟宣布承受帝位。1917年张勋复辟。
尽管军阀混战、教*部混沌、同僚沉湎于酒色古玩以避祸，周树人仍然勤勉为公，论述、翻译、设计国徽及北京大学校徽、筹备京师图书馆、通宵守卫文物……，获颁嘉禾勋章。他坚持立场、阻抗上司政令，拒绝使小说服务于复辟帝制。眼见民国已不复存在的现实，他心情凄苦，又为病痛折磨，自号“俟堂”，夜夜抄古碑、看佛经、读墓志。
结合以上内容，同时阅读《〈呐喊〉自序》、《朝花夕拾》，将有助于读者理解1918年“鲁迅”的诞生，并深入解读“呐喊”：为何呐喊？为谁呐喊？呐喊了什么？这些呐喊的基调、特质、影响、意义？当下我们为何还要聆听这呐喊？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追问：既然青年期即已倾向启蒙，又为何要等到38岁才呐喊？这对当下我们每个人的安身立命有何启迪？
《呐喊》是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初版于1923年，收入14个短篇和1个中篇（《阿Ｑ正传》），按写作时间编排。1930年上海北新书局再版时，鲁迅抽去《不周山》（后更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使小说集《呐喊》的体量从15篇调整为14篇，该版本为1938年版、1958年版、1981年版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所沿用。
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的《狂人日记》，首次采用“鲁迅”这一笔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内容与形式上的现代化特征，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的时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小说借“狂人”这一精神形象向整个封建专制主义体制宣战，对旧文化旧道德进行价值重估，呼唤新文化新道德。“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和“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呐喊，从根柢上撼动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精神基础，忧愤深广，使《新青年》读者深感“从薄暗的古庙的灯明底下骤然间走到夏日的炎光里来，我们由中世纪跨进了现代”（张定璜《鲁迅先生》）。“狂人”痛彻反省连自己也已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从催生“真的人”的立场出发，高呼“救救孩子”，洋溢着拯救意识和未来意识，寻求民族灵魂的全面觉醒。
由此，可一窥鲁迅的创作宗旨：“‘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指出：鲁迅把文艺当作思想、精神变革的手段，《呐喊》是“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魂灵’及鲁迅探索改造这种魂灵的方法和途径的艺术记录”，是“中国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这是因为鲁迅采取启蒙主义文学观：多取材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于是形成《呐喊》在内容方面的特征：“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呐喊》视角独特，关注“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精神“病苦”，而非着眼于外显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孔乙己》聚焦于被抛出命运轨道的孔乙己如何一次次被“笑”、被嘲、被透明化，而非乡村读书人的困境——观念被士农工商的等级制所支配，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骤然终结，生活被迫转向而无法适应；《药》呈现被救者对救国者的双重啮噬——夏瑜的鲜血被华家蘸馒头以“移植”生命、启蒙和起义被围观谈笑，而不写小城众生相——平民苦心经营而痛失所有、闲者无聊强者蛮横，以及革命者起义、被捕、被拷打和牺牲；《风波》镂刻一个千里之外由张勋复辟搅起风波的农村“后辛亥”，不写京城复辟及失败的过程；《故乡》油画般定格昔日的神勇少年和枯如槁木的中年闰土，不写“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如何榨干农民；《头发的故事》中借N先生之口表达对革命被遗忘，中国依然故我的现状的愤懑无奈，不写晚清剪辫人士革命和被围剿的历程……鲁迅的眼光是向内的。
文学史家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谈到《呐喊》和《彷徨》（鲁迅的另一部重要小说集）时认为：
对人的精神创伤与病态的无止境的开掘，使鲁迅的小说具有一种内向性:它是显示灵魂的深的。鲁迅的目的正是要打破“瞒和骗”，逼迫读者与他小说的人物，连同作家自己，正视人心、人性的卑污，承受精神的苦刑，在灵魂的搅动中发生精神的变化。这样，他的小说实质上就是对现代中国人（首先是农民与知识者）的灵魂的伟大拷问，鲁迅称之为“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其实是最深刻地显示了他的小说的现代性的。但鲁迅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鲁迅由此而开掘出“封建社会吃人”的主题，不仅是对人的肉体的摧残，更是“咀嚼人的灵魂”（见《阿Ｑ正传》最后的描写），这也是显示了鲁迅的独特性的：他确实残酷地鞭打着人的灵魂，但他并不以拷问自身为目的，更从不鉴赏人的精神痛苦，也反对任何形式的忍从，他的最终指向是“绝望的反抗”：对于社会，更是对人自身的反抗。
这一向内的视角呈现为“看/被看”的小说情节、结构模式：先驱者与大众，即“启蒙者”与“被启蒙者”、“医生”与“病人”、“牺牲者”与“受益者”二元对峙。《狂人日记》中黑夜∕白天、狂人∕常人、个体∕世界的对峙贯穿全篇；《药》从“被看/看”发展到“被吃/吃”的模式；《阿Ｑ正传》中连阿Ｑ都终于在被游街示众时，感受到灵魂被咀嚼。
与上述“表现的深切”这一内容特征相对应的是“格式的特别”。
《呐喊》每一篇都在探索新的表现形式。作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告别了传统小说的头尾完整、环环相扣、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作者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他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其心理。通过设置两种文体（日记的白话文体和小序的文言体）、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和“余”），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颠覆与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孔乙己》选择十几岁的“小伙计”作为叙述者，看“被看者”孔乙己自身定位和实际地位的巨大反差，在旁观成年世界通过“被看/看”的模式将他人悲剧作为笑料来下酒的过程中，小伙计也被这麻木和残酷所影响；“二十多年”后的追忆视角更易于传达作者自身的感情与见解，小说从而形成迂曲、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所有的复杂又都蕴含于精练的叙述语言与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
《阿Ｑ正传》从《序》的全知叙事出发，逐渐拉近距离，用限制叙事展开阿Ｑ的行为与意识，读者慢慢走近阿Ｑ，从人物身上看到自己。鲁迅又借鉴音乐、美术、诗歌和散文的艺术经验，创作出诗化小说《故乡》《社戏》、散文体小说《兔和猫》《鸭的喜剧》等。实验的广泛性彰显了鲁迅对传统的反叛，而表达的含蓄和节制、语言风格的简约和凝练，则是自觉的追求，继承传统与冲破传统相统一，体现出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在《鲁迅（一）》章的开篇说道：
鲁迅堪称现代中国的民族魂，他的精神深刻地影响着他的读者、研究者，以至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现代作家、现代知识分子。鲁迅极富创造力与想象力的文学创作，则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开拓了广阔天地。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在鲁迅开创的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方面的文学风格体式，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
鲁迅留给我们的是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接下来，让我们细细品读鲁迅，品读《呐喊》。
黄娟
自序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所谓回忆者，虽说可以使人欢欣，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又有什么意味呢，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到现在便成了《呐喊》的来由。
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
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
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
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而且付印了，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便称之为《呐喊》。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三日，鲁迅记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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