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暌违30年，一代学术经典荣耀回归，再现独特精神视野和探索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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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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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文学和人生，不偏执于单一化的评判标准，而是努力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来发掘事物的多方面意蕴，完整地加以把握，这种立体思维在他分析王蒙、张承志、梁晓声、贾平凹、周梅森等作家作品时，能将客体与主体、现实与理想、理智与感情、真与美各种因素互相对立又互相补充，从而使文学作品在读者心里唤起多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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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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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翔，江苏泰县人。1953年12月生于上海。1980年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1970年赴安徽固镇县杨庙公社插队务农，后历任上海三轮铸件厂工人，上海长新色织厂技校教师，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编辑、编辑部主任、主编助理、副主编，副编审。1982年开始发表作品。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2002年调上海大学，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1年7月1日起被聘为重庆大学兼职教授。著有专著《躁动与喧哗》《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此情谁诉——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革命∕叙事》《自由注解》《写在边缘》《语词别解》《神圣回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回答今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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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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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陈伯海
高加林和刘巧珍——《人生》人物谈
什么是刘思佳性格
荒谬的颠倒——评王蒙《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
韩德来：一个富有魅力的艺术启示
易杰：南方的岸在哪里——重读孔捷生的《南方的岸》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读张承志《北方的河》
在生活的表象背后——张承志近期小说概评
寻求的痛苦——张承志1985年小说概评
朱自冶：一个无价值的人如何转化为有价值的艺术形象
历史：悲剧中永恒的乐观运动——评周梅森《沉沦的土地》
海的诱惑和启示——评邓刚《迷人的海》
行为冲突与观念的演变——读贾平凹的《腊月·正月》
对确定性的寻求——梁晓声部分知青小说概评
悲剧·叛逆·诗情——评郑义《远村》、《老井》134文学中的社会意识和美学理想
当代小说中的“边缘人”形象
土地意识·消费意识·道德意识
当代小说中的自然意识
当代小说中的忧虑意识
当代小说中的错位意识
文学与人的苦难意识
困惑的寻求——当代小说的文化意识研究之一
文学、经验和形而上学
知识分子与文学
野蛮与文明——当代小说中的一种审美现象
作家与我们
理论：想象性预测因素的增长
后记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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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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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颠倒
——评王蒙《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
我们的世界是如此庞杂，到处是尖锐的对立，到处是奇妙的统一。善善恶恶，真真假假，相互交织而又相互作用。……蓦地，恶战胜了善，是非仿佛整个地颠倒过来。
于是，我们真正陷入了惶惑之中——
周丽珠：她拥有正义和公理，
但是她的结局却以悲剧的形式出现
周丽珠是一个气质平平的女性，心地善良但却过于懦弱。她需要的乃是生活的一种安全感。
可是，命运改变了她的生活节奏：她在脚气病综合治疗上的成功，使她在一夜之间跻身于名人之中。各种荣誉头衔纷至沓来，势头方兴未艾……
于是，生活的各条渠道都向她打开了绿灯；于是，欢乐与苦恼、荣誉与疲劳、桂冠与包袱，一齐向她压来——某种社会力量强行把她纳入自己的轨道，她超负荷地运转起来；她有了一切，却又时常感到一阵若有所失的茫然。
机缘把她推进了生活的激流之中，她就得只身面对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着的许多丑恶的东西。于是，她同王大壮偶然而又必然地不期而遇……
平心而论，周丽珠在生活中有着自己的防线。她不喜欢也不相信王大壮，一眼就看出他不过是个“小小的招摇撞骗者”。这完全出于一个正派人的天性，一种健康的直觉——然而，她却不能凭借自己健康的直觉来拒绝王大壮以“公众”与“社会”名义对她发出的邀请——因为她是“名人”。
社会使周丽珠的“名誉地位愈来愈膨胀”，同时，某种社会力量也开始以一种无形的“名人”的标准来规范她——她个人的“原有的力量”在这种不甚正常的抽象下，逐渐稀薄；某些领导、舆论对于对象的评介逐渐替代了她个人对于对象的评介，她必须根据他人的需要来塑造自己。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作为主体的周丽珠统一的意识活动中，本来相互渗透、彼此制约的对于事物的认识和评介日渐分离。于是，她在生活中总是感到一种违心的内疚。这对同身异首兄弟的相互背叛，使她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矛盾与痛苦之中。
结果，周丽珠无力拒绝王大壮的采访，因为王大壮亮出了“各种大人物的名字和各种关系”——隐藏在这“各种大人物的名字和各种关系”后面的恰恰正是社会评价自身。
可是，我们如果仅仅企图用“被动”这样一个概念来揭示周丽珠的悲剧那是大大不够的。对于个体的人来说，社会并不仅仅是人所被迫适应的环境。人在社会中所遇到的，不单是他自己的活动所必须加以适应的外部条件，在这些条件中同时还含有人自身活动的各种动机和目的。人的活动总是携带着某种功利性，尽管它有时相当隐蔽，甚至连自己都意识不到。
做一个名人真难：她得应酬生活中的许多现象；而在应酬生活的同时又要洁身自好，则更属不易——这非得有一个强大的性格和一个坚定的生活信念不可。
周丽珠无法拒绝生活中某种多情的笑靥。相反，她在荣誉和地位中间体验到了人生的某种快感：“她很高兴，很惶惑也很疲劳”——在她对生活的叹息声中，我们同时感受到了她的踌躇满志和惶恐不安。她满足并要保持已有的一切，就势必身不由己受到某种外在力量的制约和支配——周丽珠的初战失利正好暴露了她身上致命的弱点：她无力支配自己而又有着常人所有的私欲。于是，更大的烦恼在窥伺着她……
她无力抵挡生活的诱惑：精神的和物质的。这本来无可厚非：人人都有一座无法言说的感情的库藏。
可是问题还在于，人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主观的和客观的。人在主观的世界中，尽可以充分想象生活，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愿望；可是，当人一回到现实的客观世界，就必然受到社会和道德的规范。周丽珠无力摆脱这种困境：私欲的骚动和良心的责备。一个不善于欺骗别人的人，往往善于欺骗自己。她在丈夫的雄辩中为自己找到了种种圆满的解释，在自我欺骗中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一丝安慰，一种超脱。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懦弱而又带有某种普遍性的性格：外界的物质诱惑对于一般的人往往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对于天良未泯的正派人来说，一旦个人的潜意识突破意识的防线，每个人都是自己良心的最好辩护律师。在自我谴责的同时，又努力寻求与社会道德的一致性。
周丽珠的性格中无疑潜伏着某种悲剧性的因素，长处同短处不可分割地胶合在一起。可是，她的悲剧却绝非是“缺点本身引申出来的结果”。在人丰富的多样性统一的内心世界中，我们看到：每一个较低层次的观念总是受制于另一个更高层次的观念。一旦现实终于给了她无情的一击，当她从挂号室小刘那儿明白：她将要为之付出的不仅仅是个人的人格，还有社会的利益。一种完善的道德意识整合了她的行动。在邪恶和正义之间，她选择了正义。
周丽珠的“发现”和“突转”几乎同时进行，然而这个“突转”却意味着她开始由顺境转入逆境。于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在这里，周丽珠扮演了一个正义女神的角色，却显得那么力不从心。一种健康的意识使她在道德上重新抱着正直的态度，竭力追求善良和公正的事物。可是，当她的视线仅仅集中在事件本身的道德价值上时，她就未免显得幼稚，因为历史的进程不能仅仅用道德来解释。她过低地估价了王大壮，同时也就不切实际地估价着自己。她向领导伸出双手，得到的只是一种不乏诚意的“清谈”；而当她转身投入行动，面对的却是嫉妒、猜疑、嘲讽、威胁……外在的环境再一次站出来，强制着她的生活轨迹。她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前门拒盗，后院失火。当她坚持用自己内在的尺度去重新评介生活时，她的行动反而加速了她悲剧的发生。最后，她几乎冷静地坐以待毙。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现实生活的图景，一张无形的关系的网：每个人都受着他人的钳制——物质的规定或者感情的维系；每个人都正派高尚，公众面前无懈可击；每个人又都有着难言之隐，为一种异己的违心力量所驱使；每个人都过着自己的心理生活，而不是为了衬托主要人物而变成某种概念的演绎。他们循着各自的行动轨迹，不自觉地促成了事件的发展。
周丽珠的全线失利引起了我们如此巨大的震动。她拥有正义和公理，但是她的结局却以悲剧的形式出现。在生活的各种必然逻辑和巨大的惯性力量的相互作用下，她别无选择。周丽珠的悲剧无疑带有被强化的艺术痕迹，但却凸显出了某种社会心理潜在的危险性。
王大壮：他无疑是贪欲的化身，
但是在生活中却赢得了辉煌的胜利
我们毫不怀疑恶在历史上受到谴责的必然性。可是，当我们把善恶的观念完全引进历史的范畴，我们就会看到，它们常常会产生一种最惊人的变故……
王大壮是一个真正的无赖，这一点确凿无疑。你闭上眼睛就能想象出他的外貌：衣冠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一双猪皮鞋”。自称采访记者，却犯了一个职业性的错误：忘了给钢笔灌上墨水……。他的全部性格都呈现在外貌传神的摹画和耐人寻味的细节描写中：一个穷困潦倒、演技拙劣的“小小招摇撞骗者”。你无法把他写得更严肃，因为生活本身造就了这样一个浅薄而又卑贱的人物。
对于他，你尽可以不屑一顾，嗤之以鼻；或者，干脆保持一种高尚的沉默。可是问题在于，当他在事件中表现出一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再仅仅是个“小人”，而变成了一个值得思索的大人物。这里，首先得认识我们的社会“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生产力经过长期的冬眠而开始复苏。一旦它挣开自身的羁绊，就变得异常地活跃，表现出一种强大而又粗野的力量，猛烈地撞击着社会的各道堤坝。于是，社会开始动荡起来，在某个角落难免出现缝隙。同时，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于是，王大壮应运而生，他拥有强大的性格：漫天撒谎面无赧色，厚颜无耻心安理得。他的卑鄙仿佛是一种达到了悟性的卑鄙，具有安全自觉的意识。他精力充沛，具有非凡的才能；他几乎看透一切，就连他杜撰的“脚癣牙病治疗研究培训联合团”这个貌似荒唐的名称，我们都可以在心理学中找到某种科学的现实依据。历史给他提供了一定的活动天地，他在我们这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缝隙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他踌躇满志，神情专注地盯着善的承担者以及他们的善行。因为我们总是企图用道德——“做好事”来囊括一切。
因此，王大壮的表演尽管是有声有色的，却不能简单地归之于他的“技巧”。他演技拙劣，破绽百出，而拙劣的演技之所以奏效，无非是利用了我们心理上的和体制上的缝隙。他的堂而皇之的活动和惊人的坦白无疑映照出了我们社会中某些已经显得不那么合理的东西。
然而，更为令人深思的是他的活动引起了一连串意识和无意识的连锁反应。我们在事件中所看到的实际上是人的各种活动：主动的或者被动的。彼此交替的活动的总和构成了这个荒谬的事件。其中似乎具有一种无法解释的魔力。尽管彼此之间充满斥力，然而一股更大的内聚力又把彼此排斥的人的活动规范在事件之中。事件在人的活动中呈现出一种必然性，朝着同人们的意志相反的方向运动……
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在事件的背后隐藏着自然的因果链条，它控制着事件。在这一链条中，原因并非只有一个结果，而结果也绝非由单一的原因所致。它们之间远不能用直线的相互作用来加以解释。
我们看到，在事件中，每一个个别人的活动同时取决于他在社
会中的地位，他所遭遇到的条件以及种种他人的活动。而在这些活动的动机后面总是隐藏着人们的某种需要：例如保存自己的需要，为子女找寻安全地带的需要，渴求知识的需要等等。无论是诸再尚，还是挂号室的小刘；无论是袁校长，还是电工李师傅……即使嫉妒和猜疑也折射出某些人自我保存的需要。这些动机和需要很难说全是世俗，在一般的条件下，自尊还是虚荣，正当的人生需求还是世俗的欲壑难填，我们几乎难以在它们之间确定绝对的界阈。
社会生产着需要，同时也生产着需要的对象。我们看到，一旦社会无力或无暇顾及这些需要，恶就应运而生。我们曾经傲慢地蔑视需要，但需要并不因为我们的蔑视而被消灭，相反，需要有可能被“恶”所利用，来惩罚我们对它的轻率的蔑视。人和社会的关系并不能仅仅由一种道义信念来决定，人们总是以自身的利益能否在社会中得到满足来判断这个社会。作为人的活动的目的和内在动力的需要，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具有一种不可否定的实在性和必然性，它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王大壮出于卑劣的贪欲窥伺到了这一点，在他出色的表演中无疑含有某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精神的和物质的。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重复我们的观点：一旦个人机体内的需要与外在的对象相遇，就会顽强地转化为一种行动的指引机能，它拼命对抗着性格中道义的召唤……。因此，个人的意识总是受着某种实际需要和利益的规定或者干扰，总是带有某种主观性、偏颇性和功利性。所意识到的客观意义和这个客观意义对主体的意义并非始终同一——周丽珠本人不也经历了这样一个痛苦的裂变过程吗？
于是，王大壮的活动引起了他人的活动；于是，无数个人的活动转化成了社会活动；于是，这种活动触动了事件的因果链条，事件按照自身的必然逻辑开始运转——真正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正是事件进程的必然而又不可避免的结果。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活动促使着王大壮的愿望朝着预期的目的转化成物质的存在形式。
是的，王大壮凭借的不是个人的演技，而是社会的力量以及一种集体无意识。他咄咄逼人，充满自信；他雄心勃勃，要征服整个世界。他的愿望无疑是卑劣的，他的结果却呈现出某种合理性。他完成了某些正派人所无力或无心做到的事情，在相反的意义上稳定了社会。起码，他的“培训团”使相当部分的待业青年同社会的矛盾得到了暂时的缓冲。
在王大壮的攻势下，周丽珠除了防守，难道她还有别的选择？
她在自己的周围树起道德的栅栏，其中不乏正义和公理。可是，当她无视广泛的社会需要，从而向人们提出一切道义上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就显得相当可笑。因此，当局势要求她创造奇迹，她就变得束手无策，平庸无奇。尽管她对王大壮表示出了高尚的道义的愤懑，可是在事件的进展面前，这种高尚变得一文不值，对于社会毫无作用，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恶的大胆嘲弄。
王大壮的胜利显得如此辉煌，在周丽珠苍白的面容的相映之下，它显得不那么令人愉快，可是却留给我们无尽的沉思和启示。它的确包蕴着一个相当严肃的哲理。也许，他的成功只是侥幸，而非规律。历史完成了它的杰作——带有一种要求补偿的恶作剧的味道。
事件本身无疑是相当现实的，可是层出不穷的笑料和荒诞不经的描写却给事件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它使人觉得似真似假，有现实感却无可步入——它把人强行拒之于门外。于是，你对它们首先不是直接的感情的反映，不是体验，不是情绪的骚动，而是一种严肃的反省和思索……
王蒙在嘲笑个人的恶习，纠正个人同社会的不相适应的同时，他冷静地站在事件之外，通过事件来观照社会，嘲笑社会中某些已经变得僵硬的东西。
我们强行规范着自己的感情，因为道德只有在它自己的日常领域中才是可尊敬的东西，而不能用它来说明世界。我们遗憾地看到，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在这里竟然通过盲目的恶的作用而得到实现。这才是真正足以震撼人心的悲剧。
它当然不是我们整个社会的缩影，然而却逼真地再现了我们生活中的某一部分。
尽管如此，它仍有可能遭到误解。因为它没有一个令人皆大欢喜的结尾，至少没有一个或几个完美无缺的强有力的正面人物。因为长期以来，对于艺术的法典，我们仅仅只认可这样一条注释：
用肯定的方式来对生活加以肯定。
也许，对于这种非议，我们可以用相反的语言形式来给予回答：
用否定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对生活的肯定。
一九八三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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