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流亡的印第安纳人原文为Hoosier In Exile，在美国，Hoosier指印第安纳州人。译者注
那个冬天的空袭多发生在上午十点至下午三点之间，温德据此制订计划，上午工作两三个小时，下午从三点工作到六点。他习惯了随时揣上那些他眼中的重要之物，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打字机、眼镜；一个公文包，内有他所管理的中国正字学会的文件；一件军用防水大衣，他在壕沟里躲避枪林弹雨时可铺在身下。这成了每日必经的程序，他在家信里说，和欧洲的情形相比，只是小儿科。
尽管如此，对他这样一个新来者而言他从北平南下昆明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见到目瞪口呆的女人如看门狗般坐在自家爆炸后的弹坑里实在愉快不起来。由于没有成过家，温德免去了这种注视。他个人遭受的最大损失发生在1940年11月他刚来没多久时，小偷劈门而入，用撬杠弄开了他的行李箱。他几乎丢失了所有私人财物（包括赫尔墨斯便携打字机），不久前他搭卡车在滇缅公路上颠簸十四天尚能保住这些东西。在这一段历险记里，有爆炸的桥梁，疟疾，没完没了的官方拖延，司机企图偷他的行李，明明白白看到五辆卡车在一天之内相继跌入悬崖，或是坠崖后躺在那儿。见温德1940年11月24日写给Ivor和Dorothea Richards的信。我所拥有的此类材料存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AC）特藏：Herbert Stern藏书（未分类）。
他形同小丑，穿着朋友们给的款式各异的衣服不过，在昆明，1940年的冬天，一个发色灰白、憔悴、衣着混搭、身高超过1米8的美国人不算是一道奇异的景观，因为此时此地混杂着军人、本地居民，来自山区的少数民族，还有迁徙而来的大学师生他们很多是步行至此的，从北平到西南地区有两千多公里，他们要在日军攫取了北方的厂房机械之后保存大学的实力。
通常，空袭警报会尽早拉响，以便城内居民取道东门逃入山林，一路上得半个小时。偶尔，飞机也能避开耳目，在第一道警报响完之前就进到城内。那便是一片混乱。人们逃向狭窄的东门，头顶贵重物品。老妇人背上绑着婴儿，鸦片吸食者带着烟枪。跛子，学生带着整包书，裹脚的主妇怀里揣着钟，或有其他宝贝藏在身上，与富人的汽车、官方的卡车混杂在一起。见温德1940年11月24日写给Ivor和Dorothea Richards的信。我所拥有的此类材料存于洛克菲勒档案中心特藏：Herbert Stern藏书（未分类）。在温德抵达之前的几周，他最亲密的朋友，苏格兰人吴可读（Arthur PollardUrquhart），刚刚死于左膝伤口恶化而致的并发症，他受伤是因为某天刚到门口就被一辆卡车撞倒。见温德1941年1月15日给M.C. Baflour博士的信，RAC Special Collections: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温德则像个喜剧角色，当警报如塞壬歌声响起，他和助手往山上跑，抬着一台沉重的办公打字机，温德从英国领事馆借了它来代替那台丢失的赫尔墨斯。有时他陷入窘迫有次是在墓地，他置身坟墓之间以躲避流弹，经常或轻或重发烧，因为熟睡时被耗子咬到，染上了当地的斑疹伤寒。正如一位中国朋友对他所说，在这儿，现在没有时间变老、染病、死亡。温德1940年11月24日给瑞恰慈夫妇的信。Volume Ⅱ, 19401946, RAC Special Collection Unsorted.
在滇缅公路染上的腰痛，发展成了坐骨神经痛，让他几乎筋疲力尽。有天，值他甫抵昆明一周，已近乎跛行的他，拖在朝大门蜂拥的人群后面，而他从来没有去到山林那么远。在那个非同寻常的十二月，每当飞机袭来，他坐在潮湿的稻田里，一动不动，而飞机的枪膛正在射击，不时往人群扔下手榴弹。两个学生死了，但温德，像往常一样幸运，看着飞行员两次对准他，却与他擦肩而过。因此他安然无恙，只是六个小时里警报解除的铃声都未响起，之后他又冷又湿地跛回家。次日，他行动困难，好在他的朋友、英国领事好心借给他一个热水瓶。在昆明，谁的愁苦要是能有热水瓶的慰藉，那是相当不错的。
遭受种种的温德仍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慰藉，虽然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甚至无法遵循传统敬畏死者。此时已经没有葬礼。遗体的处理尽量安静而迅速，温德得知皮雷先生一位在昆明办了多年英语学校的法国老绅士的死讯，还是因为他偶然遇到二十多名学生，肩扛着一副棺材跑向城门。一支竹棍上插着小布旗，上有中文写着皮雷的名字，表示他们正要将他的遗体带出去行葬礼。
有太多需要适应的，但最令人惊诧的是所有人，尤其中国人，很快就适应了。可能是严酷的环境让情感没有容身之地。我在经受恐怖的一天后无法入睡，但我尚未发现学生们也有相同的反应。我有这种情况，高海拔大概是一个原因Robert Winter,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Orthological Institute from March to May, 1941, Rockefeller Archives, 601R, RG1, Series 601, Box48, Folder405.。
他十七年前以某种文化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他可以讲莎士比亚和但丁，米开朗琪罗和蒙田，贝多芬和莫扎特，有着吸引人的明晰和激昂。他是来讲课的，也是来学习的。他在中国发现了一种西方所匮乏的日常文化和礼节。但现在一切文化念头都要抛之脑后了。重要的是得活下来。即便一个人身体可以适应，情感的适应却需要更高的代价。要么遏制消沉的想法和感受，要么持续向恐惧敞开，不给想象力留下一席之地。
空袭过后，从山上回到城里，你会遇到：一个女子的半身，沾满泥土，空洞地笑着，倚靠在树根处。路边有一个尘土翻飞、吐着黑水的池塘，乱蝇无数，水面上泛着白花花的米粒。在池水中央，有一只鲜红的小手，手指向天。盖上她的脸薄棺为何太么窄？没有关系，多的是残肢断片，但这个赤身裸体的胖男子，肩膀还是齐全的，所以只能用铁锹用力压下去。在我家门口，一个人跪着，屁股高高抬起，就像祈祷中的阿拉伯人。他的头不见了。他们说，这是我的木匠一个女人爬上被炸毁家宅的废墟顶上，一直在挖刨着，她涨红了脸，脸上闪耀着落日最后一道余晖，悲极不成泣。最后一句来自Gerard Manley Hopkins的Terrible Sonnet, No Worst, There Is None. 双眼中有深不见底的痛苦，讽刺的是，她的唇上却尽是木然。
今夜还有时间，用你的手擦拭你的嘴，抿笑此句来自 T. S. Eliot的Preludes。 ，当你在锁孔里旋转钥匙，吹熄蜡烛，子弹退回膛，你跌落地上，一口酒突然上头，掬一把热泪，直到你再度站起来。床铺杂乱，在如呻吟的吱呀声中，思绪烦乱。From G. M. Hopkinss Spelt from Sibyls Leaves.温德经受着这些，也一直在观察与记录，在悲惨的中心地区继续目击，而大多数旅居中国的西方人早就弃之而去了。到了1940年，中国很明显不再像战前那样是外来唯美主义者眼中的天堂。但温德留了下来，还教书，尽管他认识到他的态度让许多人想起纪德笔下普瓦捷的被囚者，当她被解救出来时，已在那个黑暗肮脏的屋子里关了二十年，她坚决不让护士们剪掉她脏乱的头发，给她洗个澡，她有生之年不断在乞求，想回到她亲爱的小窝。温德1941年11月11日给瑞恰慈的信。Vol. II,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他为什么留下来？温德与朋友瑞恰慈思忖着这个问题，瑞恰慈已开始暗示他，现在是离开的时候了。这仅仅是一种条件反射吗，像那位隔绝者？是那种叫做戏剧性的本能使他害怕有序世界的沉闷吗？他留下来是因为他在物质条件恶劣的这张粗糙帆布上挥散嘴角眼角的多愁善感吗？仅仅是虚荣吗？他在联大这所流亡昆明的学校里每周讲授诗歌课，他的课不得不一再搬到更大的讲堂以容纳更多的人群。
他仍留在中国，纯粹是出自他畏惧被时光抛下了十八年，还得扫清脑中的蜘蛛网吗？或者他暗暗害怕成为自己在广播里听到的那种美国人？或者害怕文学在更优越的环境里发挥的意义不会那么大？或纯粹是因为他不可能遗弃那些人们，他们坚持活下来捍卫国家，咬牙饮下死难同胞的骨血。他再也没法转身而去，在这出戏演完之前，不管他们中有多少人会是狡诈冷酷。温德1941年11月11日给瑞恰慈的信。Vol. II,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他留下来，因为以上的理由，而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理由是，他在中国找到了一个位置。在北平，他属于一所大学，它器重他，它以中国式的迂回使他有脸面地免于饥饿。这是肯定的，他告诉瑞恰慈，中国是世界上他唯一能指望获得那些东西的国家，这一点算是弥补了在这儿生活的弊端。
因此，五十七岁这年，他决然地宣布自己是这个国家的居民，远离那并非遥不可及的出生地印第安纳州克劳福兹维尔（Crawfordsville），从此疏离他的国家和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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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出生的1890年，是他家的毁灭之年。先是大儿子约翰，一位以父亲之名命名的铁路工人，死于西部的一起火车事故，出事地点临近科罗拉多州的弗洛伦斯，之后他被埋在此地。快到11月底，最小的孩子麦克斯，才八个月大，死于肺炎。而最打击他们的是父亲约翰之死，也是肺炎，在麦克斯死后九周就跟着进入了坟墓。罗伯特温德，才三岁就记得，他母亲的歇斯底里症始于这多灾多难的一年，并且一直持续到她去世。罗伯特温德《恐怖》（打印稿，1977？）。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
温德儿时或许多少得到过某种母爱，但他知道自己没有父爱。约翰对他来说从未存在过。这个男孩没有关于父亲的记忆或者只有一次，某个下午他由一个姐姐引入客厅，有一具棺材，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她抱起我去看那个死者的脸，告诉我这是父亲。因此我从不知道他，除了那一刻我被举起来看死去的他。访谈，1984年12月12日。
这凄凉的时刻让他开始成为一个陷入深深孤独的失怙男孩。温德这一生，为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可以做一切他能做的，他这一生也还是孤独的。他这一生都会向人伸出援手，而这种已形成定式的人生经验可能出自一系列非凡的男性友谊。但孩童时，他生活在女性的陪伴之中。
尽管家里损失惨重，约翰（做木匠活）为家人建造的那幢普通的两层楼，就在沃巴什学院西边的沃巴什大道上，仍在升值虽然不幸的是不及工薪阶层的收入涨幅。约翰撒手而去，遗孀凯瑟琳已经40岁，家里有八个孩子，其中六个是女儿。只有22岁的凯瑟琳，和比她小5岁的玛格丽特（或叫玛吉）在D.W.朗特里的商店有份工作。母亲凯瑟琳待在家里照顾其他女儿安娜、约瑟芬、玛丽，还有伊丽莎白，大至15岁，小到5岁以及两个活下来的男孩。
弗兰克，7岁的大儿子，尽量照料好自己，避开一大家女人。这让4岁的罗伯特（第九个孩子），家里最小也最受宠的男性，过着一种大佬倌的生活，由此发展出了这种生活强加给他的性格缺陷。温德的一位老朋友，还记得他有次发完脾气之后说：我是这样一头野兽，因为我童年时代完全被宠坏了。我被养成一个暴君。只要我举起一个指头，她们就会服侍我。与赵林克悌的访谈，1985年1月19日。温德就这样长大，无需与一个限制他的男性权威作斗争。有极少的几次他在被违逆时，无奈地跑出屋子，平躺在路中间，等着路过的二轮运货马车或四轮车来碾，以胁迫家里那些一时怠慢他的女人赶紧遂他的愿。他轻而易举获得的权力，应归功于他对这家人近乎蔑视的冷漠。但使他在成长中被宠坏，缺乏家庭感的，不仅是父亲的缺席。虽然他这一生对园艺的嗜好习自母亲，也兼有母亲对小道消息的品味，他却很小就开始讨厌她。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
很难想象，像凯瑟琳温德那样一个负担沉重的女人怎么向这个无父的男孩提供他所需的情感教育。但她确实有某些特质是温德可以责怪的。凯瑟琳会找寻自己生存自立所需的一切，她确信自己出自异邦的阿尔萨斯家族，她喜欢摆谱。实际上（就像温德成年后这样确信）她家是普通人家，社会地位一点也不显赫。但她不想让人们认为我们只是普通工人，所以假装我们家族在德国地位显赫还有其他一些不真实的东西就为了让我们在美国地位更高同上。。
凯瑟琳自抬身价的手段使全家在困难年代也能设法支撑下去，就靠两个售货员的工资。这甚至也可能潜移默化了温德天生贵族的心态，即便他履行自己深切的民主原则时也会展示出这一点。但在他的童年时代，母亲这种骄傲的最明显的结果是，它使温德隔阂于当地其他男孩，她说他们比他低贱。后来他会以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回忆起她的势利。
但最让温德不快的，是凯瑟琳对她兄长的崇拜，他与卡斯特卡斯特（Custer，18391876），美国著名的骑兵军官，内战时联邦军将领。译者注死在一起。他不知厌烦地复述这个故事。我的母亲生于1834年，他85岁时回忆说。她16岁（1850年）结婚，从此隔年就生一个孩子，那时美国正在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1890年12月，我三岁生日的前两周，他们杀了塔坦卡约塔克（坐牛）塔坦卡约塔克（Tatanka Yotanka，18311890），美国印第安人拉克塔胡克帕哈部落领袖，人称坐牛（Sitting Bull）。译者注。那个月，我的父亲，我最大的哥哥，还有个小弟弟，都死了。我还记得（比昨天发生的事记得更生动）我母亲的歇斯底里症由此发作，直到她死。她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个哥哥跑去了蒙大拿，帮卡斯特屠杀印第安人。我三岁时，就开始听她吹嘘，他腰带里装着他杀掉的印第安人的头皮，直到1876年他和一小队白人被抓住。他们的马被杀掉之后，他们站着，印第安人围着他们飞驰，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巨大的圈，然后用箭一个一个地射杀他们。接着把他关起来，剥了他的头皮报仇。尽管温德在叙述他家1890年遭受的一系列死亡时，因其营造戏剧性的禀赋而有些许不实，但大多数都是对的。或者，至少对我来说，当第一次听这个老人讲故事时，很难摆脱他投射过来的魅力。当他讲的故事快要结尾时，他躺在那张再也不会离开的床上，仿佛来自遥远的过去，看着我，我尚未梳理的我人生最大的疑团是，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怎么知道杀印第安人是错的。没有人告诉我。似乎没人告诉，我就知道了。我的母亲和舅舅认为，他们都该被杀掉所有所谓的印第安人，美国的土著。为什么我一个四五岁的小孩觉得应该去了解他们呢？莫非我生来如此？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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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非我生来如此？这个问题并非修辞学上的夸张。温德的死正在逼近。他直视着我。他想知道。但谁能说我们生来怎样？可以肯定的是，他很早就学会了讨厌势利、虚荣，以及常常戴着文明面具的野蛮。儿时，他还发现了什么会成为塑造他人生的主题：在印第安人和其屠杀者之间选择前者，鄙视道貌岸然，不情愿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事实上，他在成长过程中不仅会同情被压迫的和被遗弃的，还要亲身体验被压迫和被遗弃的生活。
关于我自己，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小孩，我就这么了解社会。我知道母亲在伪装我们所不具有的社会身份。后来我舅舅跑去俄勒冈，在那儿屠杀印第安人温德开始早早地通过亲历者的眼睛来体验伤痛、感受愉悦。
于是他成长为一个孤独者。当我是个小男孩时，我玩耍，他告诉我，但我母亲不想让我和其他男孩一起玩。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她相信自己社会地位优越，相信他也如此。晚年，温德去掉了他中间的名字卡尔（Carl），算是对其母亲小市民气的最终忤逆。
因此，温德较少留恋往昔，作为一个天生的流亡者，他对故土的依恋是薄弱的，他于是可以开始实践那奇怪的使命。
克劳福兹维尔，这座位于印第安纳州中心偏西的小镇是温德的生长地，人口有六千多一点儿，对男孩们来说好比天堂某个年龄段的男孩。从他家沿着沃巴什大道步行不到五分钟，就到了克劳福德树林，温德喜欢在那儿探险爬树，常是一个人。近在咫尺的还有糖溪，它流过小镇，流经动人的峡谷和茂密的枫糖树林，也由此而得名。就是在糖溪他学会了游泳构成他日后传奇的诸多技能之一。
这也是最早令他赏心悦目的一片水域。他在这方面有着中国式的品位：没有湖泊或流水的风景不是真正的美景。奇怪的是，温德对风景和土地的品位似乎是他与母亲的另一大共性。他记得与她一起做的一件开心事就是在花园里晃悠，母亲把花园侍弄得极好，他在那儿学到了日后在中国扬名的另一项技能。
对于克劳福兹维尔人来说，务农是比园艺更渗透在血液中的。克劳福兹维尔西南边的土地平整而肥沃，已开始给耕种它的人带来财富，每亩可收获25蒲式耳小麦或60蒲式耳印第安玉米。另一方面，这块土地还带来了整个镇子的繁荣。溪流为这一区域的许多谷物和锯木厂提供了动力，还造福于扬特开办的那家知名的毛纺织厂。到了秋天，当地的男人和男孩靠挖桑（sang）可以赚到闲钱（现在仍是），把它们出口到高丽参市场。
在文化上，这个城市也有资源去惹起激昂者之心。华莱士将军还是个九岁男孩的时候，短时期就读过沃巴什学院的小学，当他作为一个名誉不佳的内战将军（备受指责，因为战争的第一天他就在夏伊洛华莱士将队伍引到了错误的方向）经历了各种生涯之后，回到了这儿。回到家，他给自己造了一间有异域风情的书房，写作历史演义，包括彪炳史册的宾虚。他的出现有助于激发当地作家，如莫里斯汤普森（Maurice Thompson）等人，他们捍卫了这座小镇印第安纳之雅典的美名。像玛丽汉娜克兰特（Mary Hannah Krant），以本欧菲尔德（Benn Offield）为笔名，1876年8月5日在当地报纸上以激昂而不煽动的口吻发表文章说，克劳福兹维尔，众所周知，是文学的克劳福兹维尔的市民对他们的小城满怀敬意，他们惊讶地发现它与整个世界都不一样。
尽管有着如此光明的气息，这座新雅典，仍同老雅典一样，有着黑暗的角落。尽管教堂在克劳福兹维尔遍地可见，却没能胜过酒吧北绿街的一个街区就曾有23家。与之相伴随的是性交易的兴旺发达，使报纸上充斥着义愤填膺的社论。镇上有个地方叫菲斯克维尔，是出名的红灯区，那附近的一座公立学校，菲斯克维尔学校（又叫维特洛克学校），因为缺少生源，本世纪初就早早关闭了。妓女们非婚生的孩子是用不着上学的。
温德自己对这座镇子的记忆点染着树林和性。克劳福兹树林很普通，树木不过一丛。但温德年老时，仍仿佛看见，自己一有机会离开家，就过街钻进克劳福兹树林，漫步其中，爬树的能力无人能比。
他可以爬上较低的部分好比踩楼梯，从枝桠爬上树顶。从那儿我可以看见世界。他以生命最后几年半睡半醒的那种状态补充道，从那儿，我遇到了最奇妙的东西，除我之外无人能爬。城里沾满了性，他说，此事在他的脑海中又和树木搅在了一起。一株樱桃树长在我家后门外，他曾告诉我。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到性的吗？爬那棵树的唯一方法就是手脚并用抱住枝桠，我就撑在那儿，在喘息着滑下去之前，因兴奋而战栗。我从那树上认识到了性。温德，访谈，1985年3月27日。
他还或实或虚地记得，移民女子被带到城里当仆人，有时被迫提供性服务。克劳福兹的整片树林，他说，满是矮树的遮蔽，每棵树荫下都有个女人，整日赚取生计。而他可以栖息在树里，高高在上，向下俯视。
街上的窑子，妓院，堂而皇之，给这个男孩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男人用女人来解决欲望，法律无法禁止。他依稀记得，那些日子里，有些地方可以从另一些地方借姑娘，住在他们的房子里为他们干活。从外借来的姑娘屋里传出叫声法律无法禁止他们还把这些姑娘拴在一个房子里。他想想又说：你知道，这令人惊讶，像我活了这么久，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好多了。（原来的）人干的那些事在今天是要被枪毙的。这是唯一一次我听他论辩道德进步。
温德的母亲非常喜欢园艺，总是在花园里种花。温德，访谈，1985年3月27日。每个周日早晨，他都和她在花园里，他说，有时一个很漂亮的邻家女人会经过，拐角去杂货店，尽管杂货店星期天不开门。当她走过来，就会向正在和儿子一起种花的温德母亲大喊：我去杂货店付账单。温德解释说，那意味着，她去杂货店，那儿周日关门。我不知道杂货店有没有一两个人。我想那儿有两兄弟，那一整天他们无非轮流上她。整个镇子就是沾满了性，但却死不承认，他告诉我。周日有大笑声，小的四轮马车经过我家，满载歇业一天游逛的妓女。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每个经过她们的人都会笑着挥手，他们看不到有什么妨害。只有我可以爬上树同上。。
在这个无人谈论性，却充斥着性的镇子里，从树上俯瞰露天的窑子，移民女子在那儿靠着树，把自己交给粗野的客人，在交错的光影里真是一幅说来奇特的美国式图像。其中一些无疑是回忆时的想象，或者是他年老之后因意识混乱而添油加醋。但这就是他的记忆，持续到他高中，我都记了下来。
温德高中的班级册记载，他油头粉面打扮时髦，班里一个机灵人用一个对句来论定他：一个漂亮博士的人生他将过着，一切时尚专栏他读着。一则胡说八道的预言温德在离开高中之前，发现了通往其他世界的窗子，不仅在书中，也在外国语言里。他十来岁时，隔壁邻居从欧洲娶回一个法国妻子，她学英语毫不困难。她常邀温德过来，给他东西吃。这样她能和他谈话。当她丈夫突然去世之后，这个男孩成为这个女人唯一的真正伙伴。因此，到他进入家乡克劳福兹维尔的沃巴什学院那是1905年温德不仅掌握了他在高中学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还像英语一样精通法语。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
温德1905年从高中毕业时，是一个大耳朵男孩，比同班同学看起来年轻一些。他的脸明亮，透着光，满是期待，不像同班的男同学，他们或多或少像是长着雄性下巴的霍瑞修爱尔杰（Horatio Alger）霍瑞修爱尔杰（18321899），美国作家，盛产少年小说。他被视作美国梦的化身，原文为Horatio Algerism，意为穿戴整齐，努力工作，物质生活丰裕，人际交往顺利的成功人士。译者注式美国梦。他们似乎随时准备投身宜人的职位。对雇主来说，聘请温德是冒险。他看上去过于敏感，尽管他看你时的目光是坦率的，但脸上却覆盖着隐秘。
幸福的是，他不求职，而是开始了学术生涯，获得了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大二那年，以及次年，都在学院当教员先是希腊语（取代埃兹拉庞德的位置），然后是法语。大二春季学期末，他在学院排演的《俄狄浦斯王》The Wabash, XXX. 13（1910年5月21日），希腊剧《俄狄浦斯王》，1908年6月16日沃巴什学院学生在希腊语系的资助下以英语表演。中扮演了宙斯的一个祭司。他的诗和散文发表在学院的文学刊物上。他有一首具有弥尔顿风格的四行诗《潘神崇拜》，让它的读者，从欣悦的知更鸟柔亮合鸣，翱翔的云雀高奏甜蜜之歌，到倦于探索模糊的神灵，来崇拜潘神；春天不会停留很久。在另一首诗里，有个片段用斯宾塞诗体写成，叫阿波罗与达芙妮，舞台为林中仙女倏忽即逝的狂喜而设，尽管这一幕没有出现。The Wabash, XXX. 13（1910年5月21日）。
最后一学年，温德担任了沃巴什杂志《大学委员会》（The College Board）的文学编辑。在沃巴什的最后一个学期，他写了一篇有关萨克雷的文章，结尾激情洋溢地捍卫了那颗智慧之心：在科学方法盛行的时代，旧式方法的拥戴者几乎都害怕那种艺术会灭绝；手段变成了目标，小说近乎解析人类的科学论文。但这些最终会导向穷途末路。知识是必需的，但它必须居于次要地位；艺术家的作用是看见和感受；不遗漏他留意的最轻微的光影或线条，而且呈现给我们，让我们以他的眼睛看，以他的心灵感受，而不仅仅以他的意识去认知。同上。在沃巴什，温德学会将他那标志性的古怪转换成优势。大家都叫他博比（Bobbie），毕业那年，他获得创作班诗（class poem）的荣誉，入选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Phi Beta Kappa），还获得福勒杜姆（Fowler Duhme）英语奖学金。他还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校级奖学金。沃巴什一家报纸在报道这一殊荣时，称赞他作为一个天生的文学奇才，还在这里修习了所有的英语课程，异乎寻常地胜任奖学金所给予他的工作《沃巴什学士》（Wabash College Bachelor），1910年5月21日，第2页。。无疑，他的确如此，但或许因为承担不起纽约的学习费用，他仍留在沃巴什，短短一年内拿到了学院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又过了一年，他再次回到学院，担任该校教员。
但温德在沃巴什最重要的经历，来自那位年轻的、才华横溢的罗曼语教师给他的深远影响，即任教短短数月便被学院解聘的埃兹拉庞德。遇见庞德，是绘制以及推动温德人生进程的一系列邂逅之一。虽然他们之间的接触很短暂，但两人后来还是保持了一年的通信，温德告诉我，主要是谈文学分期的观念。我们本只是短暂的谋面，整件事却对我的人生非常重要，温德说。温德，访谈，1985年3月3日。
两个年轻人（庞德只比温德大两岁）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庞德离开沃巴什的前夜，这让温德第一次瞥见放逐的欣快。温德还记得那一幕，不轰轰烈烈，但欢乐的程度甚至胜过庞德自己那段著名的叙述他曾收留了一个被巡演马戏团遗弃的姑娘。庞德那时住在格兰特大道的一套公寓里，没有成家的教师常被安排到那儿住。时隔七十五年，温德还记得，克劳福兹维尔，是一个不太开化的村庄。学院里某个狂热的清教徒去看庞德，发现当地一个女教师在他房间里问他一些关于语音学的问题。他立即跑回沃巴什总部，命令他们向庞德发一封官方信函，要求庞德乘下一班火车离开镇子！几小时后，我正巧去看庞德，他把那封信给我看，又挑出一堆勃朗宁的诗，对我读起《当代人所见》，开头是我此生只认识一个诗人，接着又说一个男人如何注视瓦拉多利德街上的一位男子，并来回走动，观察记录一切，当然，这是个诗人，却被当做间谍！然后，庞德道别，离开克劳福兹维尔，去意大利。我们的通信大概持续一年。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是克劳福兹维尔最文明的人。后来他遇到了T.S. 艾略特，并激励后者去当一个好诗人。和庞德在一起的最后那晚，我才被惊醒！！！没有庞德，我现在可能还是一个爬行在克劳福兹维尔的白痴。而现在我是一个在中国的好斗的不可知论者！1982年1月9日，温德与王汝杰谈。RAC Special Collection: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庞德夸奖温德是克劳福兹维尔最文明的人，可能不尽切实，但把他和一个被当作间谍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庞德可谓惊人地预见到了温德在太平洋两岸的事迹一种错觉，却也有某种准确性。温德，像勃朗宁笔下的诗人那样，总在观察，常常记录，以令人不安的锐眼，恰如勃朗宁的诗人，他在某种意义上，为上帝充当间谍。
庞德给温德的瞬间馈赠还有更大的用处。1908年2月15日的《克劳福兹维尔杂志》提到了庞德的离开，并说海恩斯教授将接过他的法文课，而罗伯特温德将替海恩斯上一个班的希腊语课。因此，正是通过庞德，温德接到了他的第一份教学任务。
虽然这些证明了他的早熟，温德却从沃巴什同学那里获得了他未能在高中获得的认同。学院年鉴上，他照片下的解说是：一个伟大的人，但和光同尘，从不以此自矜一种东方判语式的奇怪预见，日后被温德用来估量自己。
19091910年，温德一边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一边在英语系教书。他所得到的认同和鼓励不仅来自沃巴什，也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即便后者这份他没用上，但也使这位年轻人考虑开展自己的学术生涯。但他躁动不安，在完成了那一年的教学和硕士学习后，他走出了母亲的房子，没买票就上了一班火车，抵达纽约，很快又预订了去英国的行程（至少，联邦调查局从洛克菲勒基金会那里获得的年表是这么记载的）。
温德不是很喜欢英国；它太像美国了。因此他接着去了巴黎，在索邦大学报了个班，住在一个根本不适合人住的房间里。在巴黎，他结识了艺术圈，还可能认识了维克多塞尔吉维克多塞尔吉（Victor Serge），法国革命者。译者注。他在法国获得的几十份工作邀请全是要他往重要人物或重要建筑上投炸弹（都被他拒绝）。温德，访谈，1984年12月12日。这可能是他与恐怖主义的第二次相遇，却应该不是最后一次。
19111912年，他在那不勒斯大学学习。然后他启程回家。但是，他告诉我，当他 一走进美国，他就感到自己犯了个错误。从那时起我这一生都觉得美国住起来糟透了。他说，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他的脚一触到故国的土地就只想赶紧转身而去。
可是，从1912年算起，温德在美国又待了十多年才彻底离开。此间第一年，他在经营。然后，从1914至1916年，他成为印第安纳州豪威军事学院罗曼语系的主任。接下来的三年，他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的市立高中教法语和西班牙语，他在那儿还担任校刊《埃文斯顿人》的咨询委员，担任法语俱乐部的指导老师，在法语喜剧《罗莎莉》中领衔演出。他还给出了大量的戏剧读物，包括梅特林克（Maeterlinck）的《阿里安娜与蓝胡子》，它很能引起女性读者的兴趣，她们发现阿里安娜这个人物是现代女性，探究并苛求理性，而其他女性角色是中世纪典型的顺从女性，她们本能地、毫不迟疑地服从《埃文斯顿人》1919年10月1日第3期。。
对埃文斯顿学法语的学生来说，温德是一道强光，他们不仅激情满怀地记录下他的所读所译，还感谢他为他们打下了真正欣赏法语文学的基础。同上。他似乎很享受在埃文斯顿的自在生活。温德后来在中国的一位同事的妻子多萝西盖洛德（Dorothy Gaylord），还记得他的话，书生意气，一路从密歇根大街东头漫步到西头。电话访谈，1986年11月13日。
温德在市立高中期间，1918年大流感令两千万人丧生，他也染上了感冒。一天，当他回到租住的房间，刚进门就失去了知觉。他的女房东试着找个医生，但她联系的每个人都得了感冒进了医院，于是找到温德认识的一位女老师，她过来，在医院的指导下护理他。经过三天的昏迷，温德康复了，但右支气管上留下了一道疤，成了他的阿喀琉斯之踵。（近六十年后，他仍将暮年时期在北京大学每到冬天就频频感冒归咎于这场病）
1919年12月《埃文斯顿人》刊载了一篇关于山东问题的评论，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署的是个学生的名字，凯瑟琳F. 布拉默，但文风和思想却酷似温德，他是这份刊物的指导教师之一，已经开始发展对中国事物的活跃兴趣，并施以援手。这篇文章引人注目地涉及中国历史的一个阶段，它后来被证明是中国开始漫长奋斗迈向现代认同的关键一环。
这件事的要旨在于，中国在一战中加入协约国，协约国战后对中国的回报却是攫取山东，它战前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此时却被转给日本，而非如中国所愿物归其主。在各国首脑会议上，有人提出了这个方案，美国反对这一结果，但势单力薄。中国青年对协约国这一决策的反应是国耻。1919年5月4日，3000位学生群情激愤聚集在北京大学，并游行入城，攻击、火烧中国外交部官员曹汝霖曹汝霖当时任国民政府交通总长。译者注的宅第，学生们认为曹汝霖应该对山东问题负主要责任。曹汝霖不在家，学生们找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将他打得不省人事。
这一事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32位学生被捕，其中一人三天后伤重不治。长远后果是，这一事件，达到了五四运动（运动以此日期命名）的高潮，成了中国现代民族运动的著名开端。
这一事件因其复杂性，在埃文斯顿引人关注，事件爆发之后没几个月便最终转变了现代中国的面貌。一个年轻的美国高中生，在学校导师的帮助下，在《埃文斯顿人》上发文，为山东的归属权辩护，说作为共和国的中国需要一个伟大的统一国家。如果山东归还中国，却没有中国自己的积极行动，那么能否取得统一是令人怀疑的。问题在于：将是中国来设法自救，还是其他国家介入，替她决定自己的命运？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罗伯特温德不会知道，这个问题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
然而，不知不觉中，他迈向了他的命运。1918年秋天，他在西北大学兼职担任法语助教，这样每月可以多收入50美元。Memo, Patrick Quinn, Northwest University Archivist, to William Padden, April 23, 1985,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Unsorted.这份工作只持续了整个秋季学期，但到1920年他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一份全职工作，这工作顶着罗曼语系助理教授的名头他教的却是大学的初级学院，他给之前只学过一点儿甚至完全没有基础的学生教法语和西班牙语。Memo, Daniel Meyer, Special Collec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 Peter Dembowski, Department of French, April 3, 1985, RAC Special Collections: Herbert Stern Collection Unsorted.这么卑微的地位不会让温德开心。陷入学术的末路，他不会知道自己即将踏进一段塑造他人生最终形态的冒险。
在芝加哥，恰似在克劳福兹维尔，温德最重要的经历就是他遇见了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留学的杰出青年诗人闻一多。闻一多的第二部作品《红烛》刚在中国出版，这奠定了他作为中国首位也是最重要的一位现代主义诗人的地位，后来，他因为政治原因于1928年放弃诗歌创作，成为一位卓越的文史学者，白英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美籍英裔作家。说他也许是最伟大最有代表性的，也肯定是在现代中国最受爱戴的。罗伯特温德引用，温德日记（二），第39页。我最初看到的日记是两卷本，是温德至死还随身带着的。洛克菲勒中心档案馆还有个一卷本。因为两版之间有轻微的出入，我主要参考两卷本，除非有些材料仅见于一卷本。据英文原文，以下此书注释中的D、D2皆指称温德日记、温德日记（二），不另注明。悲哀的是，后来因为对国民党政权忍无可忍、拍案而起，闻一多成为革命烈士。
闻一多，24岁，而温德比他大11岁，通过两人都认识的几个画家而邂逅。温德请闻一多吃了几次饭。有一次，诗人尤妮斯蒂金斯（Eunice Tietjens）及其夫君克洛伊德海德（Cloyd Head）加入了他们。尤妮斯刚从中国回来，发表了一本以中国传统诗歌形式写成的诗集。他们的谈话大多聚焦于中国诗歌技巧。但温德印象最深的是：（来艺术学院）之前有天发生的事令闻一多激愤不已。他正画着素描，中途停下来思索这幅作品。一些美国学生经过时，不经过允许，就拿起了他的素描，看了一会儿，然后一言不发地扔在地上走了如果他们告诉闻一多，他的素描很糟，他也许不会生气，但他们把它扔在地上而不是放在桌上，他只能把这解读为一种故意的侮辱。罗伯特温德引用，D2，第40页。闻一多和温德发现，尽管他们很不相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绘画、诗歌和民主理想的世界。他俩一起出入于艺术学院。诗歌方面，闻一多激赏约翰济慈的诗。济慈是闻一多的诗歌导师，也影响了温德早年的诗作。围绕这一旨趣的交汇，他们的友谊绽放为事业关系。温德翻译了这位年轻中国诗人写于芝加哥的诗歌新作，即后来出现在闻一多第二部作品《红烛》中的一些诗作。温德还要闻一多和他一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
两人的友谊不纯是美学上的。他们共享了对自由民主原则的强烈忠诚，对压迫的憎恨。闻一多去过美国的唐人街，了解美国体制中的种族主义。他一生都盼望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与对手平起平坐。他梦想所有民族之间都有这种平等，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他看到自己的国家要获取西方先进技术和科学却被民族主义所阻碍。温德强烈反对种族主义，他注意到大学让他压低黑人和犹太学生的分数，他既对受压迫的东方学生深怀同情，也景仰东方民族的古老文化。恰如他后来所说，他已经明白自己有志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并为民族平等事业而奋斗。
温德与闻一多之间的友谊因而建立在共同的趣味和理想上，尽管如闻一多自己承认的，他通常并不善于社交。后来，两人都看到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变成了梦魇。但在芝加哥，在20世纪初，他们依旧谈论着梦想。温德还记得：我告诉他，我梦想一个世界我描述了这个世界的样子。他说，如果这就是你想要的，你应该去中国。于是我马上坐船去了中国。温德，访谈，1985年3月3日。
闻一多自己对于这段短暂而强烈的友谊的印象，呈现于1922年11月末给梁实秋的一封信中，梁当时还在中国，打算稍后去美国找闻一多。闻一多写道，他发现温德真的是一个有趣的人，是一个有中国热的美国人。温德的性格，可以只讲一个故事就足以看出。温德有一个非常大的中国铁磬：他讲常常睡不着觉，便抱它到床边，打着它听它的音乐。他是独身者，他见了女人要钟情于他的，他便从此不理伊了。我想他定是少年时失恋以至如此；因为我问他要诗看，他说他少年时很浪漫的，有一天他将作品都毁了，从此以后，再不作诗了。但他是最喜欢诗的，他所译的Baudelaire现在都在我这里。见《闻一多全集12》，1922年12月27日致梁实秋信。译者注闻一多说，不论何时拜访他，他们都会谈到夜里一两点，直到我对他说再见，去另一个房间拿外套。在那儿，我们又开始另一场谈话。当我们一起往门边走，我们继续谈。我们开门，我们接着谈。我走到台阶，我们还在谈。最后，我不得不说，我要上床睡觉。我们终于找到时机互道晚安然后分手。
这段友谊开始的时候，温德已经是一个亲华者。闻一多第一次去他家时，温德提着灯，照着墙上一幅画，让他猜上面的人是谁。闻一多正确地答出了老子，并且惊异于这幅作品的品质，因为它的创作者竟从未学过绘画。温德还临摹过几个很大的印度佛教人物像，闻一多愉快地注意到，温德的东西来自中国、印度和日本。闻一多拜访的时候，温德还焚过东方的香。闻一多致梁实秋，1922年11月26日，《闻一多全集》第三册，香港：三联书店，第608页。
闻一多之所以长篇叙述这位新美国朋友，有他的意图。温德告诉他，自己不会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11月中旬，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的前几周，闻的朋友张景钺（他那时正跟着温德学法语）和闻一多共同致函清华大学（当时正由留美预备学校重组）曹校长。此时闻给梁实秋写信，希望曹校长能促成温德被选聘：如果你发现了推送的办法，那对清华大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美国人。
如同闻一多向梁实秋指出的，最重要的是（温德）说他不能再待在美国，想去中国，温德肯定醉心于闻一多所描绘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释放出的新的政治、思想之发酵，正如他抵制美国的贪婪和种族主义。离开前的几个月，温德说，系领导要他压低班上犹太和黑人学生的试卷分数，免得大学被他们大量占据。
但也有可能是温德遇到了某种麻烦。闻一多说他不能再待在美国暗示着一种真正的紧迫，可能涉及同性恋问题。难解之处在于，闻一多从没告诉温德自己往中国写信的事，大概他宁愿先等，直至接到回复。但温德似乎性急地预订了去中国的行程。在闻一多为了他而写信的前几个月，他申请了通行证，去日本和中国，以旅行和研究目的，预计逗留12个月。1923年7月27日签证发下来。1923年8月21日，他离开了美国，从旧金山登上东京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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