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觉的悬置》荣获莱昂内尔特里林图书奖（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人类视觉是普遍和一成不变的，还是受到历史制约的？照相机发明后，给欧洲人对视觉的理解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知觉的悬置》就是对这些问题的跨学科研究。尽管乔纳森克拉里的书是为学院读者写的，却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阅读乐趣。乔纳森克拉里是目前国际公认的、*杰出的视觉文化研究者之一。到目前为止，他只写了两三本书，却被译成近二十种语言。克拉里所采用的方法论对新兴的视觉文化研究影响深远。在《知觉的悬置》中，克拉里的基本意图是选取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三位画家的三件作品，来探讨各件作品出场前后的知识型。作者看重的并不是这些作品的纵向的风格沿革关系，而是横向的诸话语实践的结构关系，他想确定这一时期诸种话语实践与技术创新（特别是电影的诞生）都必须遵循的某种匿名的结构性力量。本书的焦点是注意力理想的文化功能及其意义，它表明当代人所说的注意力缺乏综合症根植于早得多的、有关无法集中注意力的焦虑之中。作者所探索的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欧美知觉心理学、认知科学以及视觉研究中的交汇处。
译后记
乔纳森克拉里（Jonathan Crary）是美国著名艺术史家，视觉艺术、电影、摄影研究专家。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艺术与理论夏皮罗讲席教授（Meyer Schapiro Professor of Modern Art and Theo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区域出版公司（Zone Books）的创始人之一。著有《观察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 On Vision and Modern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T Press, 1990；以下简称《观察者的技术》）、《知觉的悬置：注意力、景观与现代文化》（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 Attention, Spectacle and Modern Culture, MIT Press, 2000；以下简称《知觉的悬置》）等。
克拉里1987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老师包括迈耶夏皮罗（Meyer Schapiro）、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F.W.杜皮（F.W. Dupee）及卢西安古德曼（Lucien Goldmann）。在此之前，他曾获哥伦比亚学院艺术史专业学士学位，同时获旧金山艺术学院美术学学士学位。他在旧金山学习电影与摄影，师从詹姆斯伯鲁顿（James Broughton）、拉里乔丹（Larry Jordan）、冈沃尔尼尔森（Gunvor Nelson）等。克拉里曾任职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视觉艺术系。1989年起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克拉里兴趣广泛，视野开阔，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杰出的艺术史和视觉文化的研究者之一，曾为包括《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艺术论坛》（Artforum）、《十月》（October）、《装配艺术》（Assemblage）、《电影手册》（Cahiers du cinma）、《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乡村之声》（Village Voice）在内的杂志撰稿。他还为大量画展目录撰写过艺术评论。1986年，他成为区域出版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至今仍是主编之一）。该公司以出版米歇尔福柯（Michele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ksy）等人的思想史、艺术史、政治学、人类学及哲学著作闻名于世。
在美国这样一个学院派学者极其多产的国度，克拉里的著述并不算丰富，但质量极高。他平均每10年形成一部专著，每一部都迅速成为学界的重点追踪对象。1990年出版的《观察者的技术》，已被译成十多种语言。从此书开始，他致力于现代视觉文化起源的研究。《知觉的悬置》出版于2000年，获2001年特里林图书奖（the 2001 Lionel Trilling Book Award），成为当下被讨论得最多的同类著作之一。他的近作《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247：Late Capitalism and the Ends of Sleep, Verso Books, 2013） 检视全球信息和传播状态下人类知觉的最终命运，几乎同时以16种语言出版。
《观察者的技术》提供了对19世纪视觉文化的极其新颖的透视，重估了视觉现代主义与社会现代性的问题。它的基本论点是，观者不是天生的，或自然的，而是历史地形成的。对观者的这种历史形成的分析，是对当今景观社会的前史的一种引人注目的解释。美国著名学者马丁杰伊（Matin Jay）评论该书说：乔纳森克拉里机智地将科学史、技术史、哲学史、流行文化及视觉艺术混合在一起，巧妙地挑战了视觉文化在19世纪的划时代转型的通常说法。对任何一个关注技术现代化与审美现代主义之间的复杂交互关系的人来说，《观察者的技术》都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资源。
克拉里指出，在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建立在暗箱这种光学机械装置之上这是一种封闭、幽暗的盒子，配备有透镜，以便将外部世界的遥远景象聚焦到一块内部的屏幕上的有关人类视知觉的主导哲学模式，开始被一种新的生理模式所代替，这是一种身体化了的、对光线特别敏感的眼睛的模式，它已经适应了外部世界瞬息万变的脉冲及内部（或视网膜）的网膜刺激。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论人类理解力》（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1690），到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的《论生理光学》（Treatise on Physiological Optics, 18561866），再到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写于1895年的未发表论文《科学心理学方案》Project for a Scientific Psychology），读者被引导到穿越整个充满剧变的认识论领域，在其中，主客体之间一种稳定的、空间的二元论经验主义再现模式，转化为主客体之间一种不稳定的、时间的分镜头剧本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主客体之间进行着不间断的生理与心理互动。正是对19世纪下半叶这个互惠的分镜头剧本的展示，使得克拉里发表了引人注意的续集，即《知觉的悬置》。
《知觉的悬置》这个标题部分来自弗洛伊德1912年论精神分析技术的论文，在那篇论文里，弗洛伊德告诫精神分析师们要以gleichschwebende Aufmerksamkeit，即均匀悬置的注意力，来对待接受心理分析的病人。这样一种关注模式试图克服全知全能的医生与无知无能的病人之间的僵化二分法，以便通过在二者之间实施一种不用剧本的、不可预料的互动，来产生新的知识。弗洛伊德并不想迫使人类注意力的脆弱官能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坚定不移的固定焦点，而是认可分析师们处于开放心境，不带偏见地对待世间万物的多知多觉之流。与这种时间流程中的分析师的悬置相反，弗洛伊德的哲学前辈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曾宣扬过一种纯粹化了的知觉，它能成为对时间及身体系统的悬置。正是因为这种想要从时间的不可避免的流逝中解放出来的冲动，克拉里将其命名为现代主义的幻想；而他的书就是对这种幻想的解神秘化。
因此，《知觉的悬置》是一项有关人类注意力及其在现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角色的重大历史研究。它认为我们有意识地观看或聆听事物的方式，源自知觉性质的一个关键性转变；这一转变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克拉里将重点放在1880至1905年间，他考察了主体性的现代化与视听文化的戏剧性扩张及工业化之间的关系。其写作计划的核心乃是现代注意力的悖论性质，它既是个体自由、创造性及经验的根本条件，又是经济、学科体制及刚刚冒出来的大众消费与景观空间的有效机能的核心因素。
导论此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有意识地聆听、观看，或是将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事物的方式，具有深刻的历史性。无论我们在闪烁的电脑屏幕前工作，还是在一家歌剧院观看演出，也不管我们如何完成某个产品，完成某种创造性的或是教导性的任务，还是更加被动地从事日常活动（例如驾车或看电视），我们都处于当代经验的维度，要求有效地从我们的意识中取消或排除大量来自当下环境的东西。我感兴趣的是，19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性是如何要求每个个体，按照注意能力来界定并塑造他们自己的；亦即要求脱离大量有吸引力的领域，不管是视觉领域还是听觉领域，从而将注意力孤立在、或集中于刺激物的减化数量之上。我们的生命是如此不连贯状态的一种彻底的混合物，这一事实并非自然条件所致，而是西方过去150年里一种强有力的重塑人类主体性过程的产物。如今，在20世纪末，主体分崩离析的巨大社会危机得以隐喻性地加以诊断的方法之一，乃是注意力下降，因此也就并非无关紧要了。
20世纪对现代主体性的大量批评和历史分析，一直有赖于精神纷乱状态里的接受这样一个观念，正如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及其他人所说的那样。在这些著作之后，有一个假设长期以来非常流行，那就是，自19世纪中叶以来，知觉从根本上说以碎片化、震惊、离散的经验为典型。我认为，现代的精神纷乱只有通过它与注意力的规范与实践的兴起之间的互惠关系，才能加以理解。我将探索这一悖论性的交集，自从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它已经以许多方式存在于劳动、教育及大众消费等规训化组织中集中注意力的律令，与作为一个创造性、自由主体性的构成要素的持续关注的理想之间。有些人无疑会反驳说，我比较的是两类不同质的注意力：例如，一个受过教育的个体盯着一件伟大的艺术品，与一个工人将注意力集中在执行某些重复的工作之上，这两者之间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正如我将要论辩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有可能出现纯粹审美知觉的概念，与现代化的过程是分不开的：因为正是这一过程，使得注意力问题成为一种有生产力、可管控主体性的新制度建构的核心课题。我想论证的是，社会分工与主体自律的现代经验，与一个注意力集中的个体辉煌的可能性、含混的局限性及其失败，全部交织在一起。
此书试图勾勒19世纪以来注意力问题的系谱学，并确定它在主体性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我想检验有关知觉与注意力的观念，是如何在19世纪下半叶，伴随着演出、展览、投影等种种吸引人注意的新发明，以及记录设备等技术形式的出现而逐渐转化的。我试图描述有关人类主体的行为及其伪装的新知识，与社会及经济转型、新的再现实践、视觉听觉文化的大规模重新组织相适应的方式。在这本书里，我建构出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陌生的有利视角，从这种视角出发，研究19世纪八九十年代普遍的知觉危机，并以此来表明注意力这一有争议的概念，在那些年代的（以及间接地，在20世纪的相应发展中）社会、哲学与美学课题中占据着怎样一个核心地位。
有几个重要的理由可以解释我何以要选择注意力问题这一框架，来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一系列对象。或许最重要的是，注意力，作为一个文本与实践的星系，远不止是一个凝视问题、观看问题，或是只作为观者的主体问题，它使得知觉问题不再混淆于与视觉机制问题的简单等同。我将论证，现代人的注意力问题包括一系列术语与立场，是无法简单地将之解释为视觉问题的。在最近几年，随着对视觉机制研究的扩展，视觉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自主的、自我证明的问题。抬高视觉机制的范畴，意味着要冒无视分化与分工力量的风险；正是这种分化与分工，使得视觉机制这样一个概念成为今天的思想史概念。大量似乎构成了视觉领域的东西，其实是其他种类的力量与权力关系的效果（effect）。与此同时，视觉机制很容易转向与更丰富、更为历史地决定的具身（embodiment）概念无关的知觉与主体性模式；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具身的主体才既是权力运作的场所，也是抵抗权力的潜在可能。在眼下的20世纪末，想要再断言视觉的核心地位或霸权，毕竟已不再有太大的价值或意义了。因此，正如我将要论证的，景观文化并不是建立在使一个主体成为观看者的必然性之上，而是建立在个体被孤立、分化出来，以及作为被剥夺公民权利的移民期间（inhabit time）的策略之上。同样，注意力的对立形式，既不是排他性的，也不是本质上的视觉形式，而是由其他一些精神与认知状态构成，例如恍惚与出神。
拙著《观察者的技术》（Techniques of the Observer）的目的之一，是要表明有关视觉观念的历史变化，是如何与一种更大范围的主体性的重新塑造不可分离的；因为这种主体性的变化不仅涉及视觉经验，也涉及现代化与理性化的过程。而在眼下这本研究与视觉完全不同领域的书里，我的目标之一则是展示，在现代性内部，视觉何以仅仅构成可以为一定范围的外在技术捕捉、塑造或控制的身体的一个层次；与此同时，视觉又是如何成为能够回避体制性围剿，能够发明新的形式、影响及紧张关系的身体的一部分的。我相信，诸如凝视或注视之类排他性的视觉概念，本身并非历史解释的有价值对象。我对问题性的术语知觉的运用，基本上是一种用来指示主体的方式，这种主体可以从超越视觉的单义模态的角度，还可以从听觉与触觉的角度加以定义，更主要的是从不可还原的混合（mixed）模态的角度加以定义；这种混合模态不可避免地与视觉研究很少或完全没有联系。同时，我想提出，19世纪下半叶的知觉探索是如何投入大量精力，试图恢复它的某些原始的拉丁语含义作为捕捉或抓住的知觉意义甚至是在以这种方式来固定或拥有对象的不可能性已变得十分清楚的时候。事实上，到19世纪80年代，知觉一词在许多人看来都等同于人们投入其注意力的那些感觉。
注意力的历史问题，其部分意义在于，它是如何成为两类著作所提出的课题之间的关纽的：一类是对视觉与知觉最有影响的现代哲学反思（例如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以及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另一类是现代论权力效应、论经验与主体性的社会与体制建构的著作（例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或沃尔特本雅明）。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第一类著作都同样超历史地坚持观看中心的根本性的缺席，都同样坚持在场的知觉的不可能性，或通向存在的充盈的无中介视觉的不可能性。然而，我认为，注意力成为一个特别的现代问题，只是因为历史性地消除了在知觉中思考在场概念的可能性之故；因而注意力既成了在场的模拟，也成了以其不可能性的面目出现的临时或实用的替身。在《观察者的技术》一书里，我表明了生理光学（physiological optics）在19世纪初的兴起，是如何替代了旧有的视觉模式的；这种视觉模式一直以来将世界的自在建立在一个观者，以及知觉的当下与无时间性的基础之上。在本书里，我考察了这种转移的某些后果：特别是这样一种关注模式的出现，即作为一个主体如何维系世界的融贯而又实践的意义，这种关注模式主要不是视觉的，或者甚至不是现实的。
有关注意力的规范解释，直接来自这样一种理解：对自我同一性现实的完全把握是不可能的，而以生理及心理上的临时性与过程为条件的人类知觉，至多只能提供其对象一种暂时的、变化中的近似物而已。因此，强调以下这一点很重要：19世纪对观者的大规模的社会重建，是按照这样的假设进行的，即知觉不能从当下、在场或精确的角度来加以思考。许多近来的批判理论，都来自对在场的如今已属无的放矢的批判。它们一直以来都未能弄清楚，人们想要直接通过知觉通往自我的在场，在现代经过规训的、景观的文化中是否内在地不相关。19世纪下半叶以来，对体制化了的权力来说重要的是，知觉以这样一种方式发挥作用，即它能确保一个主体富有生产力、可操纵、可预测，而且可以被社会整合，被社会吸收。对注意力具有边界的认识（超越这种边界，生产力与社会团结就要受到威胁），在关于注意力的、新近被诊断出来的症候，与专注性及白日梦的创造性的紧张状态之间，确立了一种转瞬即逝的不确定性。正如我将要详尽分析的那样，注意力乃是视觉的主观观念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注意力乃是一种手段，一个个体的观察者可以借助于它超越那些主观局限，并使知觉成为它自己的东西。也因此，注意力同时成为一个观察者借以向外部中介的控制与吞并开放的手段。
这大约就是本写作计划的思想范围的一部分。但是，它的具体参数却更为有限。尽管我标出了从1879年至20世纪初大约25年的时间范围，我却绝没有想要在任何意义上写一部有关该阶段的知觉观念与实践的历史或概观。从第一章开始，我就试图表明注意力何以成为19世纪一种全然新颖的问题（与先前的历史理解完全不同），又要表明它何以与知觉的哲学、心理学及美学研究无法分离开来。我还勾勒出了许多经常是相互冲突的、从经验上来解释并理解知觉的努力，是如何彻底失败的。通过接下来的章节，我绘制了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一些临时图表，这些图表来自对相对较小数量的对象的局部分析，并通过这种分析，来考虑知觉与现代化过程的交互关系问题。尽管我的各个章节次序是按照年代先后排列的（始于1879年前后的各种对象），我的实际描述却并不连续，因为我建构了三个横切那种历史连续性的相对自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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