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的尺规——关于诸“美”与诸“艺术”的哲学研究》
自从启蒙哲人和浪漫主义者们自觉地声张了“美的艺术”之后,不美的艺术不到百年就被发明了,或被重新发现了。美无法被原则性地界定:不存在美之尺度,只存在价值直觉的诸尺度。
“艺术史”学科的悖论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若是艺术,其赤裸裸的偏见就达不到历史学的要求;如果对象是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诸物,它就消失在了历史中。
人生有涯而宇宙与历史皆无穷,不得不在浩如烟海的体验中做选择。有人将选出的精粹冠名为“艺术”。于是好艺术与坏艺术的区别即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噪音不是音乐,差劲的诗不是诗,失败的画作只是“涂鸦”。因此艺术研究不是对事实对象的描述(自然科学),也不是对权衡取舍诸价值的尺度的反思(道德哲学),而是基于某些价值尺度选取特定事实为对象的阐释。艺术研究须尽可能以好艺术为例,而非迁就大量平庸之作。然而“好”艺术的诸标准本身是多元的,艾略特所谓“传统”、布鲁姆所谓“影响的焦虑”、贡布里希所谓“名利场的逻辑”皆影响了评价作品的历史环境。
人们以“美”称赞令人耳目一新的事物,表达的其实是“新”。创新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进步意味着在某方面超越迄今的前辈们,而创新只是和前人不同,不涉价值评价。然而人们仍鼓励创新,这不能仅归因于现代意识形态常赞美新事物假装在进步,也是出于新鲜感的自然倾向……终有一死者皆经历有限,难免受新鲜感的影响。我们从未面向过某物“自身”。
“美”不仅窝藏意识形态话语,将价值评价的尺度变得狭隘、破碎又混乱,还让原本丰富的诸尺度变得陌生,令广大深邃的世界显得单薄、扁平又无法理解。然而如此贻害无穷的谬误,竟然造就了所谓“美学”。哲学的丑闻并不在于它无法回答“美(或其规则)是什么”,而在于人们竟然一再问出这样的问题。
现代哲学中“美”被指控为一个假概念,围绕它的种种无解的难题也被归于伪问题; 然而在古典哲学中,正因为美之尺度无法由任何一种原理清晰阐述,美才源于神圣;正因为美之概念是荒谬的,它才被信仰。荷尔德林说:“美的也神圣”(das Sch?nste ist auch das Heiligste)。
于是“美”成了神迹。这即是形而上学认为美“无关利害”的真正理由:神圣的自然超越于鄙俗的本能。然而“美的也神圣”很容易滑向“美的就美”:现代意识形态保留了“美”,却拒绝了神圣。既然人只能经由美感知神圣,而神圣“本身”又不可知,美就占据了神圣的地位。如果上帝永远隐匿,传令天使就无异于上帝。
古典艺术并不排斥美的表象,它乐意披上这荣光,也能将其摘下;它不忌讳展示表象美,并非因为古典精神需要装饰,恰恰是因为它自信超越于装饰。古希腊人认为唱缪斯之所唱的诗人高于画匠型的诗人,因为无形无相的秩序自有伟大的美,而表象之愉悦仅是凡人的微不足道的赞颂。
斯芬克斯之谜的真正谜面是“什么是人”,谜底是“人是由生至死的时间性的存在”。
古希腊人用有死者的七情六欲想象诸神,错不在于他们忘了诸神的能力(飞机、电话、望远镜已赋予人类相仿的能力),而在于他们忘了神是无死的。
《上升的一切终将汇合——现代哲学中的历史、世界和语言》
两百年来,人类的生活世界、科学技术与价值心智皆经历了千古未有的大变局;当今世界仍处于这一变化中。然而在初的断裂中,思想家们已能作出原则上的区分。现代之初,诸思想可谓“百家众技,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却难免“道术为天下裂”。感谢博德教授在现代思想完结之后对“单数意义上的现代”的整体提炼。三种现代理性形态终分别消解或脱离了“哲学”,思想的形式消融/展示于具体内容,并以各自的方式迎向无尽的将来,且每一种理性的界限都由另一种理性划出。思想的探索途中曾有的种种矛盾被厘清了——崇拜自然天才的,或沉迷文化语境的;欲将物理学置于前科学的生活世界中获得理解的,或要以物理语言一统诸科学(及心理学)的;认为日常语言是堕落的诗的,或认为诗性语言尽是滥用日常语言的;主张机器生产必将解放人类的,或认为技术集置将带来人性深渊的;要求全世界在一场划时代的革命中得到转变的,或将“现代”的原则视作“西方”这一地缘共同体的延续的。它们是众多的欲望、意志与趣味在时势的激流中相互冲撞划过的波痕,那时的人类尚且年轻,还分不清晨星与暮星、朝霞与黄昏、壮举与愚行,与之同样含混不清的“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叙述仍左右着当今知识分子们对“现代性”这个丧失界限的大词的粗糙言谈。本文则要澄清现代生活世界、现代科学和现代人性的规定性与可能性——不是九位思想家的私人观点,而是整体地受规定的原则。
古代世界相互割裂,东方与西方产生了迥异的智慧;古代历史变化缓慢,却在古代、中世纪和近代分别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形而上学;现代世界勾连一体、日新月异,它的哲学却在短短百年间走到了彻底与极尽。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中,依附于现代工业与政治装置的亚(后)现代思潮到来了,关于现象之间的无限差异的争执取代了哲学对世界的整体把握,与对诸理性的原则性区分。然而只要人类意愿理解生活世界中的意义,意愿探索宇宙并改造物质世界,并渴望在有限生命中实现超越的可能性,现代哲学的这一整体就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