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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在文明史与权力史的二重奏中,倾听“华丽的黑暗时代
适合大众阅读的经典六朝史
日本汉学大师川胜义雄写给大众的经典魏晋南北朝通史,日本文库本重印近20次,深受读者欢迎
通俗性与学术性的平衡
以优美的文笔、清通的脉络阐释了作者的代表性学术观点“六朝贵族制社会”,展现了日本汉学界20世纪以来中古史研究的精华
罕见的、更宽广的历史比较视野
以宽广的视野融合政治史与文明史的双重视角,将六朝史置于东亚文化圈乃至世界史的视域中,在复杂的历史表象下,照见纵深的历史脉络:历经近四百年的混乱与分裂,中华文明却愈发丰饶和深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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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从秦汉到隋唐帝国之间的魏晋南北朝,经历了三百多年的大分裂时期。这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时代。本书宏观地聚焦于这三百多年乱世的种种因素和历史发展脉络,以超越政权、超越时代的广阔视野,跳出王朝更替、权力斗争等短时段的政治纷纭,综合性地考察魏晋南北朝政治史和文化史的交织,追踪在其中顽强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并重点介绍中国文明的结构和特点,探究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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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著者简介
川胜义雄(1922—198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京都学派东洋史学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之一,与谷川道雄共同发展了“豪族共同体论”,专攻六朝时期的中国史和思想史。
【这个简介与前勒口简介不一致,前勒口简介因外方要求过于简单,如下:】
川胜义雄(1922—1984),日本著名东洋史学者,京都大学教授。代表作有《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等
译者简介
林晓光,1981年生。大阪大学人文学研究科准教授。复旦大学文学博士,日本神户大学博士联合培养。历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日本九州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特任准教授。研治中日中古文史之学,曾获届普隐人文学术奖,撰有专著《王融与永明时代:南朝贵族及贵族文学的个案研究》(2014)、《萧赜评传》(2019),译著内藤湖南《东洋文化史研究》(2016),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日本中国学会报》等刊物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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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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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言
中国史上的乱世
作为中国早的统一国家,秦汉帝国走过了长约四百年的历史。与之恰恰相反的是,从接下来的2—3 世纪之交开始,则进入了可怕的、混乱与分裂的四百年。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个时代来做一概观。被称为“魏晋南北朝”的这一时代,直到将近6世纪末,隋帝国再次统一全中国的时候才告终结。在那之后约三百年间,则继之以绚烂华美(至少在表面上)的隋唐帝国时代。被夹在秦汉、隋唐这两大帝国时代之间的魏晋南北朝,似乎只能看作所谓黑暗低谷的时代了。从政治上来看,这诚然是个乱世。继孔子之后号称亚圣的孟子,曾经提出历史进程就是“一治一乱”的更迭。依孟子之见,从尧、舜到夏朝的禹王时代,延续了美好的盛世。随后夏朝渐渐走向衰乱,至夏桀时祸乱已极,殷朝的汤王讨伐夏桀,再次回归美好盛世。殷朝到了纣王的时候,乱世至于极点,于是周文王、武王等名君又将其恢复至美好世界。而“周之王道”毕竟也要归于衰歇,到如今正当大乱之世。
如果从这样的政治观出发,我们这跨越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在“一治一乱”的巨大循环中就是“一乱”的时代了。与相对而言治理较善的秦汉帝国四百年,或者接下来的隋唐帝国三百年相比,这乱世四百年只能认为在价值上是等而下之的。而这种政治观到了今天,甚至连孟子的“一治一乱”说都用不着搬出来讲了。为什么呢?因为直到现在也还是颇有些人以为:中国历史只不过是在反复上演着巨大专制国家的兴亡更替,直到19 世纪中期受到欧洲近代文明冲击为止,中国还浑浑噩噩沉睡在漫长停滞的迷梦中呢。
事实上,自唐帝国灭亡后的10 世纪以降,中国历史就是宋、元、明、清这些巨大的帝国的此起彼伏。这很容易让人以为,只要理解了构成中国史主干的就是这些专制国家,理解了这种专制君主制的国家政体是怎样的一种组织,为什么会灭亡,又为什么会重新兴起,就算是把握住了理解中国史的关键。当我们将目光如是集中在专制君主体制上的时候,自然也就很容易将长达四百年间未能确立起这种体制、不断混乱分裂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当作中国史上的非正常时代,投去轻视的目光了。
然而,魏晋南北朝时代真的就应当被看作黑暗低谷的时代,或者非正常的时代而加以轻视吗?
原本所谓乱世,就是激烈的时代,是人们能量沸涌、势不可遏的时代。被孟子称为“一乱”时代的春秋战国,恰恰是以孔子为首,诸子百家之学争鸣竞放,一举提升了华夏文明水平的光辉时代。政治上的乱世,却能成为文明之花盛放的华丽时代,这一点不论东洋西洋,都是一样的。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也不是黑暗低谷的时代。
华丽的黑暗时代
乱世屡屡将人们推落可怕的悲惨苦难当中。更何况在我们这个时代,还遭到来自北方、西方的各种异族入侵,华北的先进地区被蹂躏得处处荒残,黑暗时代的面貌确实是处处都表现出来。汉帝国崩溃后的这个时代,正与罗马帝国崩溃后的所谓欧洲黑暗中世纪有着酷似的面貌。然而,就在中国的这一黑暗时代,却开出了比欧洲还要华美得多的文明之花。
例如将书法艺术推至登峰造极的王羲之、号称“画圣”的顾恺之,可谓大名鼎鼎,无人不知吧。书法和绘画的起源当然很早;然而书家、画家必须要到他们不再是匠人,而是自觉成为有个性的艺术家的时期才能出现。正是在这个时代,书法绘画被提升到了艺术的高度,对其加以评论的书论、画论也流行起来,成为自觉的文体。
此外,田园诗人陶渊明之名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伴随着这个时代的开幕,诗也一举繁荣起来。那位断绝汉帝国命脉、奠定了魏国基业的曹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自他以后,在这乱世中诗人络绎辈出,令人目不暇接。而陶渊明就是其中一个光彩而独特的存在。抒情诗的文体确立,是这个时代辉煌的产物之一。
与此同时,文章也如同策马并驰一般,驱使着四言、六言的对句,锤炼出了齐整均衡的华丽样式。人称“骈俪体”的这种样式,将深厚的古典教养和对汉语音调的敏锐感觉协调统一起来,是为考究的文体。文学的体类在这个乱世当中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其中的名文和代表诗作,我们可以从6世纪初编纂的那部著名诗文集《文选》中看到。这部文集对于后世,甚至对我们日本文学曾留下过的深远影响,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上述各种文学、艺术体类之所以能够得到确立,是由于充满个性的、各式各样的教养人辈出。而各式各样的个性,又是在思想自由的基础上发展繁荣的。在汉代风靡一世的儒教思想,到了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的权威。在此之外,还有传承了老子、庄子一脉的道家思想,追求个人得救的道教信仰,再加上从西方传入并普及的佛教思想、信仰等,所谓儒、佛、道三教,并行不悖,相互交融,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精神振幅。在这个时代,各式各样的价值并存,人们不断摸索探求着更加切实的新价值。
这些努力大大拓展了华夏文明的疆域,也深化了它的质地。前文举例所示的文学、艺术体类之确立,也不过就是华夏文明这种疆域拓展、质地深化的表现之一罢了。还有在宗教领域和学问领域,华夏文明也都在这个时代丰富和发展起来。即使是如此漫长可怕的政治黑暗时代,也无法断绝中国的上古文明,反而使它的内涵变得更加新鲜丰富了。
本书的课题
光辉的黑暗时代—这种悖论式的现象是如何产生的?这就是本书需要面对的核心课题。事实上,西方世界在罗马帝国衰亡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就已没落、沦入黑暗时代;与之相比,中国的这种现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上古文明尽管经历了如此漫长的乱世,却不但没有断绝,反而还在维持其一贯性的同时,发展得更为丰富,范围更加宽广。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呢?要回答这一问题,恐怕还需针对华夏文明惊人的一贯性与强韧性进行探究。
面对这个巨大的课题,我现在还无法给出完满的答案。不过,我心里时常抱有的一个疑问,或许与此课题相关。那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战乱时代,可以想见武力才是可以依靠的东西,尽管如此,武士终却未能成为统治阶级,原因究竟何在?
这个时代的中国社会,一般被定性为“贵族制社会”。其强烈倾向是社会阶层多重分化,家族门第被固定在各自所属的阶层中。而位于顶层的名门,则必须是世世代代都孕育出具有丰富教养的知识人的家族。只知道好勇斗狠的武人,无论立下多少战功,都是挤不进贵族圈子的。贵族阶级不是武士,而是有教养的文人。在漫长的战乱时代,这样的社会体制竟能延续不绝,真称得上是惊人的事情。
当然了,掌握了武力集团的武人是能够建立新的国家,当上皇帝的。尤其席卷华北的各异族都是以武立国,其首领和中坚骨干也都是武人。因此北族系统的武人家族也能够成为贵族。然而他们为了统治汉族社会,把国家维持下去,却非得到汉族社会中的名门,也就是文人贵族层的合作不可。通过这样的合作,帝室及武人贵族也就普遍地受到贵族阶层的影响而逐步文人化了。
这样的文人贵族层,超越了国家兴亡而长久延续。他们正是在这漫长乱世中强韧地坚守着华夏文明,并进而使其发展壮大的中流砥柱。所谓华夏文明的强韧性,一言以概之,正是源于作为其担当者的知识人的强韧性,源于支撑着这些知识人的汉族社会的存在方式,而这与所谓“贵族制社会”是深深地联系在一起的。
接下来,我将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探索孕育出这四百年乱世的种种因素,思考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且追踪在其中强韧生存着的“贵族制社会”的变迁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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