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
——代译后记
从来没有哪本书让我如此长久而热切地期待。
2009年10月，希拉里·曼特尔凭借历史小说《狼厅》（Wolf Hall）获得布克奖，随后又获得多个文学奖项，在世界上刮起一阵“都铎旋风”。作家宣称，这本书是以托马斯·克伦威尔为叙事者和主人公的姊妹篇中的首篇，她接下来将创作该书的续集《镜与光》（The Mirror and the Light）。受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我接受了《狼厅》的翻译工作，一年后，其中文版面世，我也开始了对《镜与光》的期待。
2012年5月，续集在万众期盼中推出，书名却成了《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并复制了首篇的奇迹，于当年10月再一次荣获布克奖，使曼特尔不仅成为第一位两度获得布克奖的英国作家，而且是第一位凭借一部作品的续集再获殊荣的作家，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两度获得布克奖的女作家。但曼特尔创造的意外还不仅如此，《提堂》的问世使原计划中的姊妹篇变成了三部曲，作家不仅拉长了故事的篇幅，更是延宕和强化了关于终篇的悬念。
我译完了第二部，《提堂》于2014年7月出版，但我丝毫没有“完成”或“翻篇”之感。在《提堂》的结尾，克伦威尔被封为男爵，并用“不过”一词自我调侃，然后就是全书的末段：“‘不过’这个词就像藏在你椅子底下的一个小精灵。它把墨水变成你还没有看到的文字，变成画过页面、超出纸边的线条。不存在所谓结局。如果你认为有结局，就是误解了它们的本质。它们全都是开端。这里就是一个。”终亦是始，撩拨着无数读者对于“还没有看到的文字”的新一轮期待。
作为译者，我更是密切关注作家的动向，但这一次的间隔期却超乎预料。继《提堂》之后，曼特尔似乎干了不少副业，我们看到了根据前两部作品改编的舞台剧和电视剧，也看到了包括引发争议的短篇《刺杀撒切尔》在内的小说集《暗杀》（Assassination of Margaret Thatcher），但《镜与光》却千呼万唤不出来。2017年，作家在BBC的一档节目上表示，读者的高期待让她不得不放慢速度，原计划在2018年完成、2019年出版的第三部看来要推迟一年。2019年5月，曼特尔的出版商宣布，《镜与光》已经创作完成，将于2020年3月出版，也就是说，作家十年磨一剑，终于将该书从“概念”变为“成品”。身为译者，我有幸享受了先睹为快的特权，2019年6月即得到了全文电子版，虽然后来收到几次补充和订正的内容，但不影响我如饥似渴地再度走进克伦威尔的世界，而最令我惊叹的是，作为三部曲的终篇，近900页的皇皇巨著最后竟然在“你给我起来”的不绝余音中走向首篇《狼厅》的起始，打造出一个精妙的轮回，这既是对《提堂》结尾的匠心呼应，也是作家对读者十年期待的独特回馈。
从来没有哪本书的翻译让我如此瞻前顾后。
用俗套的话说，三部曲是关于亨利八世与其妻子们的故事，但不落俗套的是选用了托马斯·克伦威尔的视角，展现出一个拥挤、喧闹、恐怖的宫廷。
《狼厅》的故事始于1500年，开篇一句“你给我起来”，就抓住了读者的心脏，让我们看到少年克伦威尔如何从铁匠父亲冷硬的靴子底下逃生，继而离家出走，跨过海峡，在欧洲多国漂泊，一步步在人生的阶梯上攀爬。他偷过，骗过，乞讨过，当过雇佣兵、听差、厨工、会计师、商人、律师，学会了多种外语，积聚了非凡的商业智慧和权谋之术，最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深切体会过“人对人是狼”的悲哀，但在弱肉强食的世界依然保持心底的良善，始终忠于恩师，爱护家人，同情弱小——这样的克伦威尔颠覆了以往文学作品中那个奸诈冷血的阴谋家形象，而变得立体丰满，不乏温情。《狼厅》中的故事虽然有35年的时间跨度，但主要聚焦于1529—1535年间，即从红衣主教沃尔西因为没能帮国王摆脱凯瑟琳王后而垮台，到克伦威尔扶持安妮·博林上位而遂国王心愿，并辅佐国王推进宗教和政治改革，充实国库，清除异己，到1535年7月6日托马斯·莫尔被处死当天，克伦威尔帮国王规划巡游路线时，在自己的日程表上记下“九月初。五天。狼厅。”而结束。这“狼厅”二字既是点题和承上，也是铺垫和启下，因为《提堂》就是从当年九月初国王一行在狼厅的狩猎活动开始，而狼厅正是曾经担任过凯瑟琳王后和安妮王后的侍女、后来成为亨利八世第三任妻子的简·西摩的老家，所以不难预见简·西摩将被领上历史舞台。《提堂》的故事发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情节更为紧凑，宫斗更加激烈，克伦威尔不仅需要帮助国王应对各种内忧外患，还需要为国王的喜新厌旧找借口，并帮他休旧妻娶新人。克伦威尔深知，国王第一桩婚姻的终结曾经因为久拖不决而闹得沸沸扬扬，成为整个欧洲的谈资，所以他需要吸取教训，快刀斩乱麻，于是，在托马斯·莫尔被克伦威尔和安妮·博林联手推上断头台不到一年后的1536年5月19日，在众多达官显贵和普通市民的见证之下，安妮·博林被斩首。
及至《镜与光》，作家以一句“王后的头颅刚一落地”开场，不仅撼人心魄，还猛然将读者拉回至《提堂》收场时的未竟事宜，仿佛突然消抹了读者这数年来的等待期。亨利八世的风流韵事在继续，腥风血雨挡不住古老家族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向往，挡不住他们的女儿飞蛾扑火前仆后继。在安妮·博林被处死的第二天，即1536年5月20日，亨利八世与简·西摩正式订婚，10天后举行了婚礼，6月4日封她为王后，但简·西摩好命不长，次年10月24日就因产后并发症而死。于是克伦威尔再度扛起为国王物色新妻的重任，并最终为此而丢命。正所谓历史惊人地相似，克伦威尔先后策划过莫尔和安妮的死亡，到头来诺福克们却以其道还治其身，将他变成一只肥胖的替罪羊，先是关在伦敦塔内他曾亲自为安妮准备的住处，后又转移至曾经关押过莫尔的牢房，并于1540年7月28日，在亨利的宫廷再一次上演侍女上位戏码的同时，将他送上断头台。在被砍头后的模糊意识之中——人被砍头后还有意识吗？——他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遍体鳞伤地躺在老家院子里的卵石上，耳边回响着父亲对他的怒吼：“你给我起来！”克伦威尔的生命以及《镜与光》的故事就此终结，却又精准地回到了三部曲的起点。正如王后们不得善终，鞠躬尽瘁的臣子也无好报，这是他们命运的轮回，但由此也成为后来者的镜与光。
实际上，《镜与光》在更大程度上是克伦威尔与亨利八世的故事。首先，在三部曲的终篇，曼特尔需要为克伦威尔的生命划上句号，虽然历史已经为我们剧透，但作家似乎有太多的不舍，想通过情节的穿插、闪回、重复来更有说服力地为克伦威尔盖棺定论，甚至在不经意中交代了他当年被父亲暴揍的缘由，解开了前两部作品隐而不提的疑案，犹如找回不慎遗失的碎片，完成克伦威尔人生全景的拼图。其次，就克伦威尔本人而言，随着财富的积聚和权力的集中，他变得日益膨胀，树敌也越来越多。他既要安抚亨利的愧疚和欲望，也要安抚满腔嫉恨的古老血统，还要安抚蠢蠢欲动的国外势力，所以在夜深人静之际，也会产生高处不胜寒的惊心和忐忑，常常如履薄冰反躬自省。他像抚慰任性的孩童一般，称亨利为基督教世界所有国王和王子的镜与光，并暗暗自视为基督教世界所有顾问官的镜与光，但与此同时，他也心知肚明，“如果亨利是镜子，他就是一个黯淡的演员，发不出自己的光，而只是在反射的光中转来转去。光一移开，他就消失。”纵使具有远见卓识和非凡才干，纵使对国王忠心耿耿、呕心沥血，他毕竟没有高贵血统和盘根错节的大家族势力的加持，永远撕不掉自己身上“铁匠之子”的标签，他深知自己的一切源于亨利，也随时可能归于亨利。红衣主教沃尔西和托马斯·莫尔就是他的前车之鉴。在这种复杂的心态下，他的视线不仅向外、向前，也常常向内、向后，他的思绪不断地预测未来和回溯过去，回溯沃尔西、意大利和儿时的老家帕特尼，不断揭开尘封的往事。这种九曲十八弯的叙事方式犹如给译者施加了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包袱，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时不时地打开包袱翻找核对，以保持前后的统一。
三部曲篇幅宏大，人物众多，《镜与光》的人物表是一串长名单，有102人之多，分为13组，第一组名为“近期死者”，表明死者阴魂不散，过去的事件余波未了。分清这么多相互纠缠的死者与活人已然不易。由于西方人的取名习惯，父子或祖孙同名并不少见，常用名则使用频率更高，据说在红衣主教府喊一声“托马斯”，会有几十人齐声应答。另外，传统的爵位沿袭制度无疑增加了人物辨识的难度，而利益婚姻使得大家族之间的裙带关系更加层层叠叠。所以，要厘清亨利八世的第五任王后凯瑟琳·霍华德与托马斯·霍华德的关系，就需要先明确托马斯·霍华德是第几代诺福克公爵，而遇到uncle， aunt， brother和sister这类词语，就只能说它们在英语中用起来有多省事，译成汉语时就有多头痛： uncle到底是叔叔、伯伯，还是舅舅或姨夫？如此简单熟悉的一个词，翻译时甚至可能耗费半日之功。正因如此，译者不仅要在三部曲中翻来覆去，还要走进历史长河，查阅繁杂的史料，甚至向作者本人求证。最后要说的是，从来没有哪一次翻译经历令我产生如此攸关生死的共情。
2020年初，我刚开始本书的翻译不久，新冠肺炎疫情不期而至，1月23日10时，武汉封城，网络上喧声震天，街道却一片死寂，只是偶尔传来救护车的凄厉尖叫。我从家中阳台往外看去，昔日充满生机的沙湖沿岸以及跨湖大桥都陷入静默，心中油然生出强烈的恐慌、愤怒、无力和悲悯之情。这是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我想起《狼厅》中，克伦威尔曾经因为汗热病而痛失妻子和爱女。汗热病是由亨利·都铎一世的军队带至英伦岛的一种传染病，“不到一天就可以要人的命。他们说，早餐还乐呵呵的，中午就没命了。”该病每隔几年就会卷土重来，让墓地尸满为患。根据红衣主教的规定，但凡有感染者的家庭都必须在家门外挂一把草，作为传染的标志，然后闭门谢客四十天，并尽量不要外出，而对死者，则需要用亚麻布把嘴巴包起来，并迅速下葬。伤心欲绝的克伦威尔居家一个多月，以读书和研究棋谱来排遣痛苦，他阅读《圣经·新约》和彼特拉克的作品，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待疫情结束后才为逝去的亲人举行追悼和祈祷仪式。想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世纪的灾难竟然成为身边的现实，我不禁感到恍惚、穿越和悲哀。就算文明发展进化，科技日新月异，自然的毁灭力量还是会让我们措手不及。但想到丧亲后的克伦威尔以阅读来渡过时艰，我决定化悲痛为力量，本着不添乱的原则，除了关注一些微信互助群并聊表心意之外，转身投入到翻译工作之中，算是在另一个战场上献智出力。
自然有轮回，历史亦如是，但历史更在前进，今天的人类毕竟有了更多的资源和手段来应对疫病。感谢全国各地的无私驰援，武汉得以渡过劫难，实现疫后重生，我也得以完成《镜与光》的翻译；感谢希拉里·曼特尔和她创造的托马斯·克伦威尔，陪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惶恐迷茫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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