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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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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礼学思想研究》是一部对清代礼学思想史的研究著作。本书全五章，通过交叉学科的方法，从思想史视角考察了清代礼学发展脉络，分清初、清中叶的乾嘉时期、晚清三个时段，分别梳理了代表性礼学大家的思想和时代风尚；并对礼学与理学的关系进行辨析，认为理学是清代的意识形态，而礼学和礼教则是理学在社会运作层面的具体呈现；还分别从官僚和地方层面分析了礼学思想和礼学思想传播。本书独辟蹊径地以“礼学思想”作为研究视角，并将学者个人的礼学思想与清代某个时期或整个清代的礼学思想结合起来，这对于全面呈现清代的礼学思想颇有新意，而对清代的义理礼学的深入考察，对于纠正清人只事考据的偏颇认识以及丰富清代礼学研究的内容，皆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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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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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礼学的高峰期。近代以来，清代礼学研究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而以清代礼学文献整理和清代礼学史研究为主要动向，清代礼学思想史相较于前两者，虽有张寿安、周启荣等人的著作问世，但仍显薄弱。本书从清代礼学思想的角度，通过交叉学科的方法，详加探讨了有清一代各个时期代表性礼学大家的思想和时代风尚，对清代的义理礼学做了深入的考察，涉及清代礼学与理学的关系、礼学与经世思潮的关系、礼学与今古文之辨的关系等。呈现了礼学与清代学术、思想、政治以及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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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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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斌，博士，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四川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中国礼俗研究，出版《宋代〈礼记〉学研究》《宋代“三礼”诠释研究》《清代“三礼”诠释研究》《二十世纪中国三礼学史》《皮锡瑞学术研究》等专著多部，主编教材《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主持并完成国家级项目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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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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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研究之目的和意义
二、研究之现状
三、研究之思路和方法
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礼学思想
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世风学风与礼学的兴起
一、晚明世风与礼学的异军突起
二、对阳明学的批判与礼学求实精神的张扬
三、清初理学复兴与礼学的研究和应用
第二节 明清之际思想家对儒礼的反思
一、陈确礼学的心性论基础和遗民情结
二、黄宗羲礼学的遗民情结和实证精神
三、顾炎武的礼俗观及其对清代学术的影响
四、王夫之礼学的思辨精神和经世取向
五、颜元礼学的人性论基础和实用主义精神
六、姚际恒礼学的辨疑精神及影响
第二章 清代的礼学与理学
第一节 清廷对礼学和理学的态度
第二节 清代理学官僚的礼学思想
一、方苞对礼经的态度及其礼教思想
二、朱轼的礼教思想与实践
三、曾国藩以礼统合汉宋之学及其礼教实践
四、郭嵩焘超越汉宋的礼学观及其外交礼仪实践
第三节 朱子家礼学思想在清代的传播和应用：以巴蜀和徽州为例
一、朱子家礼学思想在清代巴蜀地区的传播和应用
二、朱子家礼学思想在清代徽州地区的传播和应用
第三章 乾嘉礼学中的考据与义理
第一节 乾嘉考据礼学
一、礼经作者和成书问题之考证
二、礼学文献之校勘
三、礼例之归纳
第二节 乾嘉义理礼学
一、江永对礼与人情、风俗关系的辨析
二、戴震的礼学思想及其对清代学术的影响
三、程瑶田的礼学思想及其经世取向
四、凌廷堪的“复礼”思想及评价
第三节 乾嘉义理礼学与考据礼学之关系
第四章 晚清“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的兴起与衍变
第一节 廖平的“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
一、清人经学家法意识与“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的提出
二、廖平的治学经历与“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的关系
第二节 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之流衍
一、皮锡瑞对“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的发挥
二、刘师培对“以礼制平分今古”学说的承继
第五章 清代统治者的礼教思想
第一节 礼法合治、以刑弼教
第二节 文教是先、以礼化俗
第三节 保存满洲礼俗与接受儒家礼教并举
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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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清之际的礼学思想第一节 明清之际的世风学风与礼学的兴起
此所言“明清之际”，时间范围相当于从明代嘉靖一直到清代乾隆朝之前，即16-18世纪前期。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大变化，比如晚明中央集权的松动、清兵入关、明清易代。此外，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的新的思想文化思潮，比如经世实学、辨疑学的兴起，理学的复兴等。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礼学也呈现出新的面貌。
一、晚明世风与礼学的异军突起
明代中后期，中央集权统治出现松动，社会管控比较松懈。明朝政府降低了对江南赋税的征收，岁入由原来的三千万石降为二千二百余万石。在此背景下，民间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南方开始出现较大的市镇。而在这些市镇里，商品经济发达，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颇为流行。随着经济的发展，晚明的社会风气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所谓“变化”，是相对于明代嘉靖以前而言。明代中前期，为了巩固统治，明政府倡导和组织了不少文化工程，比如《永乐大典》就是永乐年间官方组织编纂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参与此书编纂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两万余人。明成祖为此书撰序说：“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朕嗣承鸿基， 勔思缵述，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1]统治者主导的文化工程对于明代中前期的道德伦理、礼仪风尚的引导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晚明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主义和竞奢风气在社会上开始蔓延开来。几乎所有的明史研究者都认同晚明是一个“竞奢时代”，甚至有学者称晚明是“社会生活内容丰富、尊卑失序、欲海横流、变动剧烈的‘天崩地解’时代”。[2]在晚明的方志、文集、笔记中，关于竞奢风气之描述随处可见。据吏部左侍郎顾元起(1565-1628年)《客座赘语》记载，嘉靖前后的士人生活与以前已大有不同，“家中多畜少艾，穿着华丽，闭门居家赋诗作文与亲友共赏。每逢家中名花开放，便设宴请客，以古诗奇句、僻事奇人为酒令，嘲谑相错，追求风流雅兴，以自高其身”[3]。作为社会风气引领者的士大夫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引以为傲时，社会风气便随他们而改变。以服饰为例，在明代中后期江南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便服裘帽，惟取华丽，或娼优而僭拟帝后，或隶仆而上同职官，贵贱混淆，上下无别”；“南都（指南京）服饰，在庆、历前犹为朴谨：官戴忠静冠、士戴方巾而已。近年以来，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于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4]在通州地区，“弘、德之间犹有淳本务实之风，士大夫家居多素练衣缁布冠，即诸生以文学名者，亦白袍青履游行市中，庶氓之家，则用羊肠葛及太仓本色布，此二物者，价廉而质素，故人人用之，其风俗俭薄如此。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袴袜，亦皆纯采。……向所谓羊肠葛、本色布者，久不鬻于市，以其无人服之也。至于驵会庸流、幺么贱品，亦带方头巾，莫知禁厉。其徘优隶卒、穷居负贩之徒，蹑云头履行道上者踵相接，而人不以为异”[5]。崇祯年间，郓城县“竞尚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大夫之宫。……胥隶之徒，亦以华侈相高，日用服食，拟于仕宦”。[6]这种追求物欲、竞逐奢华的风气弥漫着当时整个社会。僭越礼制已成为时尚，以至于到了“人不以为异”的地步。甚至连统治阶层的上层人物也互相攀比，极尽奢靡。比如内阁首辅张居正（1525—1582年）“性喜华楚，衣必鲜美耀目，膏泽脂香，早暮递进……一时化其习，多以侈饰相尚”[7]。上层人物尚且如此奢侈，世风民风便可想而知了。
除了竞奢以外，晚明还陋俗泛滥，“明代的各种陋习劣俗，伴随社会发展变化而呈现出时代与地域的多元化特征。迷信、嫖娼、妓女、流氓、地棍、无赖、丐帮、盗窃、争讼、健讼、械斗等丑恶现象，充斥于中原汉族地区和边陲少数民族地区，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8]在各种恶习之中，赌博对晚明世风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顾炎武（1613—1682年）说：“万历之末……士大夫无所用心，间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9]当时人的笔记、方志对赌博恶习也多有记载，如浙江钱塘（今杭州），“风俗薄恶日甚一日，虽富贵子弟，皆习此风，小者金银珠玉，大者田地房屋，甚至于妻妾子女，皆以出注”[10]。赌博对晚明的社会风气、人伦教化和社会安定造成很大危害，这已经冲破道德伦理而触及社会控制的底线。
晚明统治者对江河日下的世风并非没有警觉，相反，朝廷、地方官为了扭转社会风气做了一系列的努力。比如明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以“近来士气浇陵，干犯法纪，屡禁不悛，深可痛恨，命重治之”[11]。万历时阳曲县知县周永春（1573—1639年）组织人编撰《复古指南》，“取《仪礼》诸书互相参证，……自冠礼以至交际凡十款，明白简易，而又绘之以图，俾便观览也”[12]。河北蠡县知县李复初（生卒年不详）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风俗之美恶系于习，此致治之源，非俗吏之事也。”[13]他在蠡县推行“十禁”，意在敦风化俗，“尚安分守己、家身无违法之事者”[14]，“尚教训子孙读书习礼、耻为粗豪鄙俗者”[15]。除此之外，宋代以来的《家礼》也受到晚明一些官员的重视。比如嘉靖、万历时，有些地方官对《家礼》进行损益，以便于为更多人接受。[16]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一生经历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的吕坤（1536—1618年）。吕坤在朝廷和地方为官二十三年，大力推行礼教。他所撰《四礼翼》对《家礼》做了补充和完善。吕坤说：“四礼者何？人道之始终也。翼四礼者何？济四礼之所未备也。……百年之身，斯须之教，欲以约其积习之慢肆，而纳之绳检之中，俾其终身持循，偕之大道，甚难。是故教无所豫，斯须何有？……教以终身；君子之循礼也，循以终身。四礼者，特于人道始终之大节而隆重之，以示大经，以章人纪云尔。”[17]“四礼”者，《家礼》据《仪礼》而定的冠、婚、丧、祭也。吕坤认为，不管是儿童还是成年人，不管是男还是女，都要懂礼执礼，礼需贯穿人的一生。他撰《小儿语》《续小儿语》以推广童蒙教育，撰《闺范》以树立妇女典范。这些书在明清两代被多次翻刻，是地方礼教的重要读本。
清初的一些士人在“亡国”“亡天下”的遭遇中，对学术和世道人心做了反思。在他们看来，天下的兴亡在人心和学术。李二曲（1627—1705年）说：“天下之大本根，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18]士人对当时的世道人心深表忧虑，他们普遍认为学术和人心变坏的原因是礼乐、礼俗的缺失，他们或批判当时人僭越违礼行为，或倡议以礼化俗，或身体力行地去推行礼乐教化。朱彝尊（1629-1709年）说：“呜呼！慎终追远之义辍而不讲，斯民德之日归于薄矣。”[19]颜元（1635—1704年）说：“世俗内外之丧不辨，吊酹之仪不分，男女之礼互失，其所关系不浅。愚民既莫之知，士子亦习而不察，间有能觉其误者，又不敢任主礼变俗之名，仍因循而惮改。是使生者、死者，宁为警怖，宁为惭忸虚诈，宁为缺欠疏薄错乱，而不肯舍非以就是，不亦惑乎？”[20]颜氏认为，出现问题既有“愚民”的无知、士子的无察，也有知其误者不敢“舍非以就是”。有些人甚至认为明朝的覆亡与世风的败坏有关，如顾炎武在论明朝万历末以来的世风时说：“搢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21]本来是倡风气之先的士人，却沦为追名逐利之徒，“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22]缙绅之士、读书人尚且沦落至此，可见世风沉沦之严重。顾炎武感叹道：“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矣。”[23]社会治乱的关键在于人心和风俗，而礼教则是移风易俗的重要途径。
为正世风和人心，明清之际不少人希望发挥礼教的经世功能。一些人首先从学理的角度进行论证，比如颜元说：“道莫切于礼，作圣之事也。”[24]他以“动”为礼之真义所在[25]，“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26]，动态的礼与宋元诸儒静态的道德体验形成鲜明的对比，“试思周旋跪拜之际，可容急躁乎！可容暴慢乎！礼陶乐淑，圣人所以化人之急躁暴慢，而调理其性情也；致中、致和，以位天地、育万物者，即在此。汉、宋误认圣人之学，群天下于读、讲、著作之中，历代遂以文字取士，而圣人之道已亡。再参以禅宗，遂扫地矣。吾辈与苍生，乌得蒙圣人之泽乎？”[27]礼必须通过礼器、仪式以及一系列周旋揖让的动态过程，才能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读、讲、著作仅是纸上之事，虽有博考经籍，研精覃思，但是与践行无关，不合圣人之道。颜元对礼仪的意义和价值持肯定态度，即便是被人所诟病的徒具形式的繁文缛节，他也多加辩护。朱主一问：“用习礼等功，人必以为拏腔做势，如何？”颜元说：“正是拏腔做势，何必避？甲胄自有不可犯之色，衰麻自有不可笑之容。拏得一段礼义腔，而敬在乎是矣；做得一番韶舞势，而和在乎是矣。后儒一扫腔势，而礼、乐之仪亡矣。”[28]礼的仪式、动作涵有“敬”、“和”之义，这是静态的读、讲、著书所不能获得的。颜元认为礼乐精神只能在践行中呈现出来，“书房习数，入市便差。则学而必习，习又必行，固也。今乃谓全不学习经世之事，但明得吾体，自然会经世，是人人皆‘不勉而中’矣。且虽不勉之圣人，亦未有不学礼、乐而能之者。今试予生知圣人一管，断不能吹。况我辈为学术所误，写字、习数已不胜昏疲，何与于礼、乐乎？”[29]学与习不可分，行与习亦不可分，仅从经典注疏不能知道真正的礼乐，真正知礼乐是在具体的操练过程中才可获得，“学不徒读。……读一部《礼经》，不徒读，只实行‘毋不敬’一句，便是读《礼经》”[30]。在颜氏看来，历代考释《礼经》者纠结于文字训诂，读也枉然，因为读书并不等于践行。
除了在理论上探讨礼的功能之外，当时不少人还躬行实践他们所推崇的礼学。这在明清之际学人的年谱、门弟子的记录中可略窥一二。比如据许楹《罔极录》载：“陈乾初先生，先君子之受业师也。先生品行文章，推重一时，深痛世人惑于风水，暴棺不葬，著《葬论》《丧实论》诸篇，大声疾呼，责人速葬。其言激切诚恳，有裨世教。”[31]陈确（1604—1677年）还积极投身于移风易俗活动之中，其五十岁那年，“九月二十九日，率子翼过桐乡。时考夫与邑中同志举葬亲社会于清风里，延先生主其事。十月朔，举葬社会。先生父子皆在会，明日归里。”[32]颜元也躬行实践礼学，其三十四岁时遭恩母大故，“遵文公《家礼》居丧，尺寸不敢违，毁几殆”[33]；青年时代到关外寻父未果，“念禁关难以旋榇，乃招魂题主而归。蠡令、博令亲临吊奠，先生为父税服，粥食，不菜果，不酒肉，独居朴室，不入内，不偶坐，不侣行，朝夕哭，朔月奠，哀至则哭，三月不怠，期悲哀，三年忧，泣血骨立，室前槐叶为之枯黄，丧复常，乃更荣”[34]；六十岁时主漳南书院教事，教以读讲作文应时之外，“习礼，习乐，习射，习书数”[35]。在日常生活中，颜元依礼立身，“每日清晨，必躬扫祠堂、宅院。神、亲前各一揖，出告、反面同。经宿再拜，旬日以后四拜，朔望、节令四拜。昏定、晨省，为亲取送溺器，捧盥、授巾、进膳必亲必敬，应对、承使必柔声下气。……非正勿言，非正勿行，非正勿思；有过，即于圣位前自罚跪伏罪。”[36]其弟子说：“先生常仪功至老不解，病笃犹必衣冠，真‘仁为己任，死而后已’者也！”[37]
学风与世风之间互相影响，世风极大地影响学风，而学风又反过来影响世风。通过以上论述，可知欲海横流、尊卑失序的世风，使得礼学进入明清之际学人的视阈，并受到高度重视。虽然学人们对世风有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并不是因此而陷入虚无，他们竖起礼教的大旗，希望由此扭转世风和安定人心。他们的努力，自有一番“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灯火”之意。
[1]（明）官修：《明太宗实录》卷七十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018页。
[2]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5页。
[3]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262页。
[4]（明）顾元起：《客座赘语》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260册，第89-90页。
[5]（明）林云程修、 沈明臣等纂：《（万历）通州志》卷三，《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0册，上海书店1982年影印本，第47页。
[6]（明）米大年修：《（崇祯）郓城县志》卷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0影印本，第60-61页。
[7]（明）沈德符：《野获编》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350页。
[8]张显清：《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33-334页。
[9]（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八，《顾炎武全集》第1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096页。
[10]（明）田艺蘅：《留青日札》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29册，第40页。
[11]（明）官修：《明神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8693页。
[12]（明）关廷访修、张慎言纂：《（万历）太原府志》卷二十三，明万历刻本，第77页。
[13]（明）李复初纂修：《（嘉靖）蠡县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册，上海书店2014年，第373页。
[14]（明）李复初纂修：《（嘉靖）蠡县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册，上海书店1982年，第374页。
[15]（明）李复初纂修：《（嘉靖）蠡县志》卷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1册，上海书店1982年，第374-375页。
[16]赵克生：《修书、刻图与观礼：明代地方社会的家礼传播》，《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
[17]（明）吕坤：《四礼翼序》，《四礼翼》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15册，第80-81页。
[18]（清）全祖望：《二曲先生窆石文》，《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
[19]（清）朱彝尊：《读礼通考序》，秦蕙田：《读礼通考》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册，第2页。
[20]（清）颜元：《习斋记余》卷十，《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574页。
[21]（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顾炎武全集》第1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39页。
[22]（清）顾炎武：《与潘次耕札》，《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30页。
[23]（清）顾炎武：《与人书九》，《顾炎武全集》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41-142页。
[24]（清）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788页。
[25]颜元讲事功，强调一个“实”字。其五十七岁南游洛中，“与诸儒辨道不在章句，学不在诵读，必如孔门博学约礼，实学之，实习之”。[（清） 颜元：《习斋先生叙略》，《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在颜元看来，唐、虞、周、孔时代学问的根本特点是“实”，学问是否“实”是区别孔孟之学与异端的标准。
[26]（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86页。
[27]（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93-694页。
[28]（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65页。
[29]（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85页。
[30]（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49页。
[31]（清）吴骞辑、陈敬璋订补：《陈乾初先生年谱》，《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841页。
[32]（清）吴骞辑、陈敬璋订补：《陈乾初先生年谱》，《陈确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845页。
[33]（清）颜元：《习斋先生叙略》，《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
[34]（清）颜元：《习斋先生叙略》，《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
[35]（清）颜元：《习斋先生叙略》，《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19页。
[36]（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21页。
[37]（清）颜元：《颜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颜元集》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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